简析假释的条件、考验期限及其考察

田永东


　　假释，是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以后，由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有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一项制度。
一、假释的条件
　　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对犯罪分子适用假释，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假释由于自身的特性，决定它只适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由于死缓是属于死刑即生命刑的范畴，因此，不适用假释。但是，死缓犯在二年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则可适用假释。在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中，拘役刑期短，采用假释没有实际意义。如果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宣告缓刑或者减刑。
但是，在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中，如果属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中的一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则不得适用假释。鉴于这类罪犯罪行严重、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放在社会上改造，有可能再致危害社会，因此，刑法有必要对假释适用条件作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
　　（二）必须是已经执行一部分刑罚的犯罪分子
　　只有经过一定期间劳动改造，才能检验出罪犯是否已经有改恶从善的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也只有服够一定的刑期，才能保持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那么，罪犯要服刑多久才能适用假释呢？按照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则必须实际执行十年以上。罪犯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以后又符合假释条件的，仍必须按原判无期徒刑实际执行十年以上来适用假释；不能理解为按减为有期长形后已执行刑期二分之一以上，来考虑适用假释。死缓犯减刑后假释的，其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十二年。按照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所谓“特殊情况”，是指有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的情况。
　　（三）必须是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这是决定能否假释的关键性条件。所谓“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具备“确有悔改表现的四个方面情形，不致违法、重犯新罪的，或者老年、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致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二、假释考验期限及其考察
　　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间内仍然保持继续执行尚未执行的刑罚的可能性。因此，必须有一个恰当的考验期限，以保证对罪犯的继续监督改造。根据刑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在司法实践中，对有期徒刑犯假释考验期限的掌握，一般不能少于六个月。
刑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施假释考察的监督机关是罪犯假释地的公安派出所。
　　刑法第八十四条对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了明确规定，即：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县、市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
　　经过考察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如果没有犯新罪，也未发现有其他应予撤销假释的法定情形的，假释考验期满，就应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由负责考察监督的公安机关公开予以宣告。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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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南高院再审李昌奎案的思考


据云南网报道：16日中午，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律师王勇今日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题为《李昌奎案进入再审程序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决定，对李昌奎案进行再审，今日向家属送达了再审决定书》的博文。记者随即通过电话与王勇律师取得联系，王勇律师向本网记者证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今日中午向李昌奎案件被害人家属送达了作出的再审决定书，对该案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案正式开始进入了再审程序。

该报道还说：云南高院的再审理由是“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廷礼、陈礼金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及时对案件进行了审查。审查期间，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检察建议，认为本院对原审被告人李昌奎的量刑偏轻，应当予以再审。经审查，本院院长认为，该案有必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予以再审，并于2011年7月10日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三项）、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二条、三百零四条的规定，决定如下：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院在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
作为对云南高院原二审判决的强烈批判者（见本人发表在《中顾法律网》、《法邦网》、《华律网》、《天涯论坛》等知名网站的文章《云南高院要树立什么样的“标杆” ——对昭通李昌奎杀人案判决的诘问》），笔者首先对云南高院知错能改的态度表示赞赏，也同广大网友一样，为正义的力量战胜了谬误而倍感欢欣和鼓舞！然而，作为法律职业人，笔者难改较真的习惯，对云南高院这次发布的再审决定（网络报道版本），笔者认为仍然不符合法律（至少是程序法）的精神。

其一，就这个案子而言，不需法律专业人员，更不必具有一个省级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水平，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普通民众，一看云南高院原来作出的判决便不难作出是一个错误得离谱的判决的判断！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2011年7月6日，云南高院的副院长田成有还公开回应媒体质疑，难道作为云南高院的一把手的许院长就对这个判决一无所知吗？如果许大院长的回答是不知道，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此轰动全国的一个杀人大案你尚且不知道，那么云南的老百姓怎么期望你去发现其它普通案件的错误？作为该院的首席大法官，你平时都在忙什么？如果你回答是知道，那么我也要问一下：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个错误的判决，为什么不履行法律赋予你的神圣职责依法主动提起再审程序而非要等到举国讨伐、当事人提出申诉、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之后才决定再审呢？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你不觉得你之前的行为是失职吗？

其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只有在本院院长发现原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才可以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而媒体报道的本案中的再审决定却对原审判决是否有错误、是认定事实的错误还是适用法律的错误只字未提，那么请问许大院长，你将本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理由是什么？你凭什么得出“该案有必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予以再审”的结论？如果原审判决没有错误，那还有必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予以再审吗？如果原审判决确有错误，那么，贵院制作的再审决定书为什么不承认错误？

其三，据媒体此前的报道，云南高院审理本案的原审判长赵林曾信誓旦旦地向媒体表示：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对李昌奎免死）不是哪一个法官个人的决定，而是高院27名审委会委员集体讨论的结果。那么，请问许大院长：这27审委会委员中是否包括你本人？如果不包括，那么这27名审委会委员讨论本案时，作为该院首席大法官（当然的审委会委员）你干什么去了？如果你也是参与投票的27名审委会委员之一，那么，你是如何发现这个判决确有错误的？是自己的良心发现还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其四，贵院的再审决定书里说“要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那么，请问许大院长：既然案件已经经过了贵院审委会研究并作出了决定，贵院再另行组成的合议庭的权利难道比贵院审委会的权利还要大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对本院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那么，贵院另行组成的合议庭可以超越法律赋予它的职权吗？

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那么，请问许大院长：鉴于本案的案情极其重大，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空前恶劣，贵院另行组成的合议庭对本案再审后是否还要报审委会进行研究？贵院的审委会之前已经对案件的裁判作出了表态，那么，如果新的合议庭再次呈报，审委会将如何应对？

其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审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承办法官应当回避，贵院确实遵守了这个原则，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
那么，请问许大院长：按照这个法律原则，参与过原审裁判的审判委员会是否也应该集体回避？如果不予回避，是否符合法律制订“回避原则”的初衷？如果集体回避，那么，合议庭将向哪一级的审判委员会进行汇报？

综合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云南高院在审理李昌奎强奸、杀人案的过程中，从院长到承办法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事求是”是我党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违法必究”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基石，圣人云：“知耻而后勇”，又云：“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云南高院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笔者善意地推测本案的原审判决是一个理念错误而不是枉法裁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面对这个错误？

笔者认为，首先该院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如果我是该院院长，我会马上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民众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要向本案的被害人家属承认错误并真诚的道歉！众所周知的河南赵作海案件发生后，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不是曾经这样做过吗？

其次，鉴于本案的特殊性，再审工作实际上已不宜由云南高院来审理：理由之一是改院的做法已经让社会公众丧失了对它的信任；之二是应当回避的人员太多（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原合议庭成员），组成新的合议庭后也无法将案件呈报。如果我是该院院长，我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将本案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司法机关提审或者另行指定其他地方的高院进行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