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思考商法、民法的关系

徐学鹿
（北京工商大学 商法研究所，北京 100037）


【提 要】 文章就“民商法”等对商法、民法关系不科学的流行表述，从法的渊源、惯例的地位、法典崇拜、法官的作用、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提高立法质量等方面，以科学发展观剖析了商法、民法的关系。
【关键词】 商法；民法；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5)04—0053—03

我们讨论商法、民法的关系，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商法、民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在商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民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为此，我想谈以下几点认识。
1．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似乎只存在于大陆法系某些国家 ，其他法系，特别是英美法系，由于不存在民法的概念，显然也不存在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
2．大陆法系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典的明确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一条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民法”，表明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第二，是学者的观点，如法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一定商行为的特别法；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适用于商人的特别私法；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商事的特别法。第三，是商法规范的性质，被认为是民法的特殊、补充、替代或变更规范。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民法是对简单商品所有者一切本质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 。
3．科学发展观其要义，一是要符合客观规律；二是符合目的“仅合规律不合目的，或仅合目的不合规律，都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 规律即追求真理的过程；目的就是以人为本，即实现价值的过程。通俗而明确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
4. 目前，有一些对商法、民法关系的似是而非的表述，其视角是立足于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造成的，是不科学的。具有典型性的一种表述是：“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或者滥用简称的“民商法”。这种表述准确地揭示了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框架内商法与民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陈迹，同时也反映了民法“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处境，不得已地采取“傍大款”的方式维持其生存。但是，这种表述不符合全面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要求，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面对科学发展观，对商法和民法
来说，都面临一场真正的、深刻的法律革命，而“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民商法”这种反对法律革命的论断，本质在于阻挡这场深刻的法律变革，开历史的倒车。
5．面对科学发展观掀起的这场法律革命，涉及商法与民法的各个方面。首先，从法律渊源看，只有法律、法规和具有法的意义的习惯，才被认为是法律的渊源，并且依次法律的效力递降，并且法律被分为基本法律和法律。在我国《民法通则》是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各种商法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效力低于基本法律。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第二，宪法之下一位阶的法律部门与宪法的关系；第三，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在部门法之间能否由一个部门法统帅另一个部门法；第四，惯例的地位。
6．市场经济适应价值规律，以分散主体决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商法作为市场交易的行为规则，要体现这种要求，从其产生直到今天，惯例就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因为，商法是由商人们自己创造的，是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是市场交易实践的产物。今天，各地商法的总趋势是向协调、一致和统一的方向发展，其“公平”、“灵活”、“便捷”的特性，深人人心，影响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如法国、丹麦、前南斯拉夫、瑞士等，比如《日本商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商业习
惯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不仅承认商业习惯，而且对于商人们之间普遍适用的“交易作法”和“贸易惯例”给予法律的确认，并且在市场交易关系中，首先适用包括惯例的商自治法，这就区别于《日本商法典》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国际惯例”。这方面法国有明确规定：“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贸易惯例”；并且在美国存在着惯例、协议优位原则。值得指出的是为了“切实解决好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蹉商和制定” 。而市场交易惯例可以有效地导向商人(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符合客观规律，形成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市场交易法律秩序。
现代商法在适用上有一个前提，即假定一切市场交易都是在商人与商人之间进行的，因为“商人”指经营某种货物的人，或者其职业表明他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或者他因雇佣其职业表明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代理人、经纪人或其他中间人而被视为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而“商人之间任何其双方当事人均可被视为具有商人的知识或技能的”人之间的交易 。一是把消费者排除在商人之外，因为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是“主要供个人或家庭使用或为此种使用而购买的货物” 不是为了市场交易，消费者是不具有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二是在网络时代，商人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或者技能，包括网络技术优势，而消费者处于技术弱势地位 。凡此种种均要求给予消费者以特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要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因此，现代商法摆脱了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的适用困境。三是商人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科学合理的商人标准，有效地摆脱了近代商法繁琐的界定。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商人不可能拿出时间学究式地探讨近代商法诸如必然商人、应登记商人、自由登记商人、大商人和小商人、拟制商人、表见商人等诸多商人概念。商人作为“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专家，不仅是赋予商人的荣誉，更深层次的是要商人承担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责任，如严格责任、产品责任等一系列责任的设定。作为专家它要求每一个商人应当而且必须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而不问是否实际具有，它准确地反映了新经济时代对商人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激励商人竭力使自己成为所从事的市场交易领域的专家。现代商法商人的“‘人’包括个人或组织”（《美国统一商法典》第l～20l条)；“单数词具有复数的含义，复数词具有单数含义”(第1—102条)。这种简明科学的界定，从根本上区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将商人分为法人、自然人。并且法人又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私法人又分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社团法人又分为营利社团法人和公益社团法人，还有什么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等等。我国商人在如此繁琐的法人概念面前一头雾水，弄不清究竟什么是法人，谁是法人，导致曾有人误认为法人就是犯法的人，坚决拒绝充当法人。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法制领域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当其冲。并且现代商法适应现代市场交易，在法的适用／顷序上也根本有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现代商法首先适用的是商自治法；其次适用的是商法特别法及本国签字承认的商法条约、协定；最后是按照立法程序，对现代市场交易主体和现代市场交易行为所作的基本规定——商法法律及法典。商自治法在商法适用中的突出地位，反映了现代商法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商自治法包括：一是公司、企业制定的章程；二是合同条款；三是惯例等对商人市场行为起导向、约束的行为规则。
7．关于法典。按照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思维，形成了法典崇拜，认为法典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产生了多达一万六千多条的《普鲁士民法典》；表现为《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表现为《德国民法典》被认为是法律职业者使用的一个基本工具；表现为《民法典》既然包罗万象、尽善尽美，因此禁止人们公开评注。以民法为核心，显然不能建立正常的、科学的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因为商法是一种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从内涵说既包括商法典，也包括商法典之外的商法法律、法规、规章、惯例；从外延上说，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地区以及国际上通用的商法规则。它不盲目崇拜法典，而着眼于以世界范围为市场的市场交易实践。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是其应有之义。因此，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应从商法起步。因为商法已经成功地提供了统一的具体途径和方式，这就是一国的统一、地区的统一和世界范围的统一。方式一是公约、条约、协定；二是统一法即示范法；三是统一规则，即示范性的标准条件。其中示范法是商法统一的典型形式。并且科学地解决了一国商法统一与全球商法统一的关系，如我国明确要求市场交易主体要“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 ，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共同法并不难发现，关键在于要有新视角、新思维。如果思想不解放，没有牢固的科学发展观，固守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观念，是绝对不可能发现共同法的。
8．关于法官。在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架构中，拿破仑皇帝等极少数人具有立法垄断权，法官只能在审判权限内解释和适用这些“法律”，法官被认为是机械地操作的“低能”、“弱智”的“工匠”。我国有的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它“对法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尤其对我国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以此为由而充分论证在我国制定德国式的《民法典》的必要性。问题在于：第一，人和法的关系。如果说法是公正善良的艺术的话，它顶多是一件艺术晶，是一种静态的存在，需要人去再创造，再演绎。正如一部音乐作品、戏剧作品，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则是在忠于乐曲、剧本的前提下对作品的艺术再现，是一种再创造。审判如果没有法官的智慧，是绝对不可能使法律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的。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宋鱼水式的优秀法官，优秀的法官理所当然的是忠于法律的审判案件的艺术家，而不是机械执行法律的“弱智”、“低能”的“工匠”，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即便出现电脑量刑，鼠标也不可能代替法官的智慧。基于此我国对审判机关给予了充分信任，明确提出要“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 。第二，在我国要强化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也急待改变一些人心目中被扭曲了的法官形象，赋予法官决定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
9.关于法的“确定”和“灵活”。按照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模式，“确定”是最重要的法律原则，“灵活”则是在防止法官创造法律而被设在复杂的程序之中。表现为法律规范，一是强制性规范是大量的普遍的，任意性规范是少量的；二是在—部法典中很少的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界限还是模湖不清的。这种僵化的状态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代表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的《美国统一商法典》，也规定了两种规则，即“本法各条款的效力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协议加以改变”，以及“本法规定的善意、鄞勉、合理和注意的义务，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但是，它是极为彻底的，表现在：一是在总则中加以规定，覆盖全部法典；二是与制定法典的宗旨、解释原则相提并论，相得益彰；三是在“善意、勤勉、合理注意义务后，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之后，使用了但书，即“当事方可以通过确定履行这些义务的标准”。并且法典还明确规定：“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灵活的解释表现为各州可以解释法条；灵活的适用表现为各州以及当事人对法条的采纳。这种灵活是分散主体决策，实现价值选择的需要，是现代商法本质的体现。
10.我国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明确提出要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立法为民，以人为本” ，其关键在于树立科学立法观。没有牢固的科学立法观，很难实现从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的“前立法时代”向重视立法质量和效益的“后立法时代”的跨越。同样，要正确处理商法、民法的关系，根本也在于在构建我国法律体系中树立科学发展观。


美国法官培训对我国法官教育之借鉴
李　颖

　　2000年4月中旬，江苏省法官协会11位高级法官应美国司法学院的邀请，在美国司法学院接受了为期一周的正规培训。在整个培训过程中，我们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法官朝夕相处，对美国法官的续职培训有了一些较为深入的体验。我认为，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法官教育培训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就此，我谈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未尽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一、美国法官培训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
　　美国司法学院负责接待我们的国际部主任佩姬小姐说，世界各国及美国各州法官在一起学习、生活可以相互交流，彼此增进了解，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美国国家司法学院也正是因为与国际交流甚少，才能更多汲取各国法学教育之精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一)教育方式。美国各州设有法官协会负责培训各州法官，而全国性的法官正规教育培训唯有国家司法学院承担。设在美国内华达州利诺城的美国国家司法学院职能单一，即以培训美国法官为其主要职能，同时还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官。美国的法官参加续职培训采取自愿报名方式。每年初，学院向全国各法院发行一本关于该年度学院培训计划，其中包含全年培训班各其课程设置，任课教员背景，培训的名额、时间、经费等等。学院还通过互联网公布培训消息。全美各地法院法官根据个人需要，通过互联网报名，各培训班报名限定报名截止日期。培训班均为一至两周短训班。每期学员人数在60人左右。培训费及食宿费用虽高，但也由法官个人自理。学院为法官及法官教员提供设施良好的食宿条件。
　　美国国家司法学院除有自己的专职教员外，主要师资来自全美各级联邦或州法院的著名法官或资深法官。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除联邦宪法外，各州均有自己的法律体系，法官对案件的裁判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学院授课的法官尽可渲染本州的司法特色和自己对司法原则的理解，不必强求统一的规范。由于美国法学院奉行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法及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个案分析教学法(后文详述)，所以整个教学过程也是教与学之间呈现出互动的态势，教学气氛相当热烈。司法学院还与各州律师协会联系，聘请一些在州或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律师来授课。学院拥有自己的法学教授，包括一些名望很高的退休法官或是法律逻辑学、教育心理学、电脑等专门学科的教员。
　　(二)教学方法。国家司法学院的师资构成以资深法官、优秀律师、法学教授为主体。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知识背景，但我发现他们的教学方法有其相同之处，即用不断提问方式启发学生的思路，同时鼓励学生向教师提问。他们的教学方法总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互动式教学方法
　　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问题，并在课堂规定一段时间内向教师提问。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这种教学方式确有诸多可取之处：一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变被动听课为主动学习。从学生主观上说，提问将引起听课者的兴趣，老师的解释有可能帮助他纠正错误观点或帮助其他听课者提高认识，或者会将问题引向深处，从而引发别人更多的问题，亦即当老师的答案明白无误时，学生不会轻易忘记。对答案不满意时，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二是学生听课时精力会高度集中，一旦开小差，不仅会在老师提问时被动难堪，而且将失去表现自己的机会。
　　对授课老师来说，互动式教学对其所授课程的理论功底要求较高，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理论修养，提高驾驭课堂讨论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从学生的提问中了解教学需求。对一时回答不出的提问，可以暂且不作答复，待找到答案时再向学生解释。
　　2?提问式教学方法
　　提问式教学方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问题，务求达到学生哑口无言为止。他的道理是：第一，如果一个人不会适当的回答问题，他自然不会提出适当的问题。因此他用不断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的思维。第二，只有在不断问答、辩论和接受挑战下才能产生真理。强迫学生不断地思考问题，不计较学生思考什么，而注重学生怎样去思考，这与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形成鲜明反差。提问式教学方法可以锻炼学生的性格，使他能在高度的压力和恶劣的环境下，仍可以保持镇静，有条不紊，对答如流。同时，教师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拓展知识领域。当我们欣赏美国法庭聆讯或审讯时双方的唇枪舌剑、质问、盘问，甚至法官毫留情地责问律师的场景，其实是法学院课堂的延续。
　　3?个案分析式教学方法
　　在美国的法律学院，与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并驾齐驱的是哈佛法学院创始的个案分析教学法，让学生从分析实际个案中发掘及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
　　个案分析教学法，启发学生将法学理论运用于审判实际中，具体操作方法各个教员可以自行设计。可以采用典型案例追溯某一法学理论产生的根源，也可以设计出某一案例由学生根据某一理论来分组进行分析等，方法多样。但这种来自实践的具有典型性的事实依据，是解决法官独立分析和自主处理问题的基础，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所学知识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使知识直接转化为实际能力。教师对各组的答案逐一进行点评后，再说出美国法官的评判结果。如此分析点评后，每一个参加学习的法官都不会忘记这一课的启示。
　　4?教学评估法
　　学习期间，我对美国司法学院采取的教学评估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节课后，佩姬小姐总要求我们填写一份表格。该表是学生对教师的一个教学综合评估表。当然学生亦可对评估的某一项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该表形式大致如下：　　　　　　　　　　
　　此种方式能够为织组教学者反馈很多有价值的教学信息，一方面，给织教学者可以能过学生的评估对教学方向作适度调整，选择更好的培训课题；另一方面，将综合意见反馈给教师，有利于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和探索，避免发生一份讲稿讲一辈子的情形发生。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组织教学者筛选师资，调选一些能够胜任法官教学的人充当教员。现在，我们提倡“法官教法官”，完全可以借鉴这种评估方法来发现适于教学的人才，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专家型法官教师队伍。让一个优秀的专家型学者走上讲台，其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他个人埋头于审理案件所发挥的作用，因为他对法学理论的理解及审判实践经验技巧的演讲可能造就一批优秀法官，审结一批疑难案件。
二、美国法官教育培训与我国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比较及启示
　　尽管美国法官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法律专业知识，但为继续提高法官审判水平，1963年在汤普泊法官倡导下，创建了专门从事在职法官培训的美国国家司法学院。该学院现任院长普西尼自豪地说，学院所有从事司法教育的教授都是全国最有经验的法官。迄今为止，已有5万多名法官在该学院接受培训(全美目前拥有联邦法院法官3千名左右，州法院法官3万2千名左右)。法官参加培训并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参加培训的法官个人还要承担很高的费用，尽管如此，每年报名参加培训的全美各地法官非常踊跃。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地法官培训工作起步较晚，《法官法》出台以后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法官法》第24条规定对法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法官的培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第25条规定：国家法官院校和其他法官培训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培训法官的任务。在职法官必须接受教育培训已被法律规定为法官的应尽的义务。随后，法官培训机构也逐步建立健全。1997年，国家法官学院成立，各省市都相继成立或正在筹建省一级或省市两级培训机构和培训基地，各省市都拥有一批有经验的法学师资队伍。2001年，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将完成培养大专层次的学历教育，转入法官培训轨道。但尽管有法定义务也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尽管我们也尝试着办了几年法官培训班，但全国的法官培训仍显杂乱无章，如没有统一培训规划，没有统一培训教材，缺乏优良的师资队伍，没有检测培训效果的有效措施，法官参加培训与不参加培训没有任何硬性指标。
三、改革我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几点设想
　　借鉴美国法官培训所给予的启示，笔者想就我国法官培训工作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谈几点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官培训管理条例
　　最近最高法院下发了《法官培训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稿)。《条例》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法官培训管理工作即将步入正轨，法官培训有章程和制度保障指日可待。但征求意见稿中内容，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意见稿》第2条规定“法官培训分为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法官培训的对象无疑是法官，既然已是法官，就无需再有任职培训之说。任职培训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意欲当法官的人，而对这些人的培训，应当由专门法律院校来承担。法院将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从社会招考优秀人才充实法官队伍(最高法院已作出有益尝试)，法律院校毕业生也应像美国那样经过几年的法律社会实践才能报考法官。另一方面，就我们的培训机构、培训设施和培训师资来说，也不能满足这种任职培训的需求。至于院长任职培训，那就更不能算作资格培训了。我们的法院院长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其资格已经由人大考察认定，在当选那天起他就具有了法官职称，对他的培训只能是在职的培训，而非任职资格培训。
　　而晋级与续职培训的目的应当一致，《法官法》将法官等级分为多层次多级别，这并不意味着最高级的法官就可以不接受培训，亦不意味心接受过晋级培训的法官就一定会向上晋升一级。所以法官培训应象美国那样统称为续职培训。
　　我国目前的法官培训处于起步期，亦有人称作“补课期”，所以应根据我国法官队伍现状进行合理布局。《意见稿》提出的分级培训管理和规划缺乏现实操作性，准确把握我国法官的布局及人数才是合理规划的现实基础。如果按全国目前所具有的高级法官职称人数来统计，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培训高级法官，就每三年轮训一遍的量统计，再建一所同规模的法官学院亦难于完成计划。就江苏省来看，目前达到一、二级法官就有3523名，三、四、五级法官有5004名。省一级培训机构无法完成对如此宠大队伍三年内轮训一遍的规划。若按两级培训规划来计算，前两级由省级规模的培训机构负责每三年轮训一遍，按每一个月培训120名计算，我们每年也得办十个长期培训班(一个月以上)。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培训的计划超负荷，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法官人数之宠大。在许多法院，法官职级已被行政职级所同化，有法官职称的人也许从未审理过案件。对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法官进行培训已无必要。我们在制定培训规划的同时能否考虑精简法官队伍?
　　法官法第26条规定：法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其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学习成绩靠什么来鉴定，最传统的方式是考试。我们通过培训实践认为培训一定要有考核。我省从去年起对全省法庭庭长进行系统法律轮训，实施《法官手册》登记制，所学课程都出题进行闭卷考试，考试成绩使用电脑管理并记入本人《法官手册》。培训考核有其积极作用，一方面能促使学员提高参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为人事部门考核法官提供依据。我们认为，对成人教育考核的方式应该多样化，这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筹建高水平的培训师资，从法官中选教官
　　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培训我们的教授们，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全美各地法院的资深法官。他们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授课方式无一没有独到之处，对我国目前法官培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目前培训法官的师资奇缺。过去我们培训师资主要来源于法律院校的教授、学者，他们虽有较为精深的理论水平，让听课者感觉深奥，但同时又让法官们感叹课不精彩。因为教授们所说的高论有时实在与法官们每日经手的案件相距甚远，那些深奥的东西对审判中的难题就像是远水不解近渴。美国法官培训采用以法官教法官为主的方式，想必也是他们多年以来培训经验的总结。其次我们的法官队伍中也不乏能教善授者，为何不让法官走上培训讲台一显身手?
　　近期，根据江苏省法官教育培训规划，我们正在全省法院系统筹建了一支专兼职教师队伍。按照培训师资管理办法拟定的标准，这支师资力量主要由各市中级法院在本辖区法院法官中物色推荐，省法官培训机构审批并发聘书，聘期两年。两年内被聘教师享有优先接受培训权。定期召开专题教学研讨会，将培训授课的备课任务分配至每位教师手中。教师任期内必须完成规定的备课讲义和授课时，并接受系列教学评估。两年后由省法官培训机构重新选聘，优秀者续聘，并列为专家型的法官储备。如此几处聘期过后，势必形成一支优秀的法官教师队伍。不仅可以解决省级培训需求，也能解决市一级的培训师资需求，并可在全省范围内师资共享。将来全国各省市之间也可以实现互相交流，逐步会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型的法官师资，这对于提高全国法官培训工作水平和提高法官整体业务素质都极为有利。
　　我们应当鼓励法官从事理论研究或鼓励他们走上法官培训的讲台。美国的一些州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规定，凡在大学开设讲座或课程的法官，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冲抵应当接受的继续教育。由此，我国法院也可以规定，凡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成果或在法官培训开设一定讲座和课程的法官，可以视为接受了培训或冲抵办案数。
　　此外，当前的审判工作已不再是在真空状态下，而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中运行。因此，法官必须通晓各种领域的知识而不是局限于法律知识。由此可见，在培训师资以法官为主体的前提下，一些专业技术较强的培训课仍应以专家为固定聘用对象，如涉及科技鉴定方面、精神病鉴定学方面、法律逻辑学等。
　　(三)改进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
　　如前所述，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大多沿用了业余大学及高等院校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理应得有突破性的改革。我们不妨根据成人培训，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启发参加培训的法官积极思考。其实，参加培训的法官也非常迫切想在课堂上向教授提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借鉴美国法学教育的互动方式、辩论方式、提问方式等教学方法，也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严峻挑战。实现这一改良目标，最困难的是教师。首先，他们需要克服怕被“挂台”的心理，要树立那种乐于被问倒的心态。因为被学生问题难倒后寻找答案的过程或与学生辩论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自我提高的过程。其次，他们需要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备课，去从事审判实践和教学调研，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法官们亟等解决的模糊理论问题，根据审判实践编写适合教学的典型案例。另外，通过采用教学评估方式，我们还可以选拔出优秀的教师。这些法官教师通过长期审判和教学的积累，在法律的某一领域将成为专家，这也是我们造就专家型法官的有效途径。
　　尽管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培训并非尽善尽美，中美之间法律制度、政治环境以及法院机构组织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别，但法官们所追求的司法理念应该是共同的。同时，法官必须具备精深的法律知识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也应该是相同的。美国完善的法官后续教育体系给我国法官教育培训改革提供了参考借鉴的范本。笔者感到，应尽快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官教育培训体系，以适应我国法官培训的要求。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