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铁路路外伤亡事故处理实施办法
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铁路车辆正常运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妥善处理铁路路外伤亡事故，根据国务院转发的《火车与其它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结合我省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铁路列车运行和调车作业中，发生火车撞轧行人，与其它车辆碰撞等情况，招致人员伤亡或车辆破损事故，均按《暂行规定》和本办法处理。
第三条 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铁路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要和铁路部门密切配合，经常对沿线有关单位和群众进行铁路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发生路外伤亡事故。

第二章 事故责任
第四条 铁路职工要认真执行规章制度。机车、轨道车乘务人员必须认真了望，鸣笛示警。道口看守员要坚守岗位，认真负责，适时开关道口。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必须做到护桩、警告牌标志齐备，清晰醒目。凡因铁路职工失职或上述防范设施不全等直接原因造成路外伤亡事故，由铁
路部门负责，并对负责者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或制裁。
第五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伤亡事故者，由本人或所属单位负责，由此给铁路造成损失的，并应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一、在铁路路基上、桥梁上、涵洞内行走、乘凉、坐卧钢轨的；
二、在站内或区间内（两个车站之间）铁路上逗留、游逛、穿越和拣拾煤渣杂物的；
三、钻车、扒车、跳车和无票乘车的；
四、在铁路中基两侧放牧牲畜或打晒农作物的；
五、车辆或行人抢越铁路道口的；
六、车辆在非道口通过铁路或机动车辆强行通过非机动车道口的；
七、无证驾驶、车辆技术状况不良、酒后开车及违反道口安全规定的；
八、车辆、设备、器材、建筑物等侵入铁路界限的。
盲、聋人，学龄前儿童，行动不便的老人，残废人和精神病患者，在无人护送情况下横越铁路发生事故，由其家属或保护人负责。

第三章 道口管理
第六条 铁路与公路交叉的平交道口，宽度在二点五米以上的为铁路道口，小于二点五米的为人行过道，人行过道不设标志，不准通告任何车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铁路上随意铺设或加宽道口。现有未经批准私自铺设的，除确属需要，由使用单位立即向铁路部门申请补办手续外，其余应即拆除。
第七条 铁路道口应设有护桩和道口警标标志，人行过道应设“小心火车”告示牌，了望困难的危险道口应设“危险道口”告示牌。非正式运营的临管线、工程线上的道口也应设置道口标志。
第八条 各种机动车辆通过铁路道口，时速不得超过二十公里，不得冒险抢越，必须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在铁路与公路交通特别繁忙，易于堵塞的道口，当地公安或交通管理部门应派出人员协助维持铁序。所有车辆和行人均应听从道口员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不得妨碍道
口正常工作。
第九条 实行间歇有人看守的道口，应设立无人看守时间公告牌。在无人看守时间内，栏杆扬起处于开放状态，各种车辆和行人应特别注意安全，在确认道口两端无火车开来时，方可通过。
铁路道口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经济委员会制定下达。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十条 发生路外伤亡事故，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处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碍开通线路和铁路正常行车。
一、在区间发生事故，机车司机、运转车长和列车上的铁路公安人员，要共同对事故现场作出记录和标志，将死者移出线路，伤者及时抢救，尽快恢复正常行车，并将事故情况报告邻近车站。对当时没有察觉的伤亡事故，巡道工或其它人员发现时，应及时报告就近车站。
二、在区间或站内发生路外伤亡事故，车站接到报告后，应向当地政府报告，并及时通知铁路公安和铁路有关业务部门，共同赶现场组织抢救。
三、五人以上的路外重大伤亡事故（包括五人，指死亡和重伤），应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和省交通厅、公安厅、上海铁路局并报铁道部、公安部和劳动人事部。
第十一条 铁路车站接到火车碰（轧）伤人员时，要设法急速送就近医院，各地医院应积极进行救治，不得借故拒绝。医疗费预交金可暂由铁路部门垫付，待事故责任明确后，由责任者或其所属单位向医院结算。需要护理时，由伤者家属或其单位派人护理。伤者经诊治后可以出院的，
应即办理出院手续。拒不出院者，由所属单位负责领回。
第十二条 凡火车碰轧致死的，尸体由铁路公安部门或车站负责找人看守，并通知其亲属或单位认领，看守费由责任一方负担。
尸体应及时火化或埋葬（一般不超过三天），不得故意拖延或借尸体向铁路部门施加压力。一时无人认领的尸体，由铁路公安部门做好现场拍照和调查记录立档，并报铁路检察院备案后，会同当地公安部门按无名尸体处理，费用由铁路部门支付。
第十三条 路外伤亡事故发生后，应即成立事故调查处理委员会，在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调查处理。事故调查处理委员会的任务是：查明事故原因，分析确定事故责任，研究防止事故的措施，按照《暂行规定》和本办法做出处理决定并监督有关方面执行。
一般路外伤亡事故（死伤四人以下）的调查处理委员会，由铁路车站（段）负责人主持，铁路公安和有关铁路业务部门以及伤亡者所属单位的代表参加组成。五人以上的重大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委员会，由铁路分局负责人主持，铁路公安和有关铁路业务部门以及伤亡者所属单位的代表
参加组成。特别重大的事故，铁路局负责人应率领安全监察室、公安处及其有关单位人员参加查处。遇有火车与机动车辆相撞事故时，还应通知当地交通监理部门参加。
第十四条 凡属铁路方面责任造成伤亡的，铁路部门应负担其医疗费、必要的护理费、住院期间伙食费或火葬费（埋葬费），并参照《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给予一次性抚恤费。因伤致残的，其生活费由铁路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标准划拨给当地民政部门发放安置。
第十五条 凡属本办法第五条所列行为造成伤亡的，伤者医疗费、住院期间伙食费，死者丧葬费，均由本人或其所属单位负担。
因伤致残者经济确有困难的，铁路部门可酌情给予一次性救济费五十至一百五十元。死亡者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铁路部门可酌情给予八十至一百五十元火葬费（埋葬费），还可酌情给予一百至一百五十元一次性救济费。
第十六条 伤亡人员凡享受劳保福利待遇的，铁路部门只给予一次性救济费或抚恤费，其余费用由伤亡者所属单位按有关劳保福利法规办理。
第十七条 火车与其它车辆相撞造成的经济损失，责任属于一方的，由责任方按照国家规定价格折旧赔偿对方损失费用（不赔偿实物），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合理负担。牲畜管理不善，跑上铁路被火车碰死轧伤，铁路不予赔偿。由此造成铁路损失的，必须追查责任，并赔偿铁路损
失。
第十八条 在企业、事业、部队等单位的专用线内（包括专用线的机车在铁路运营线）发生路外伤亡事故时，机车是铁路部门的，由铁路部门负责处理，机车是单位自备或租用的，由该单位负责处理。
第十九条 处理内外伤亡事故，必须秉公执法，并认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做好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提出不合理要求的，要耐心说服。对无理取闹，妨碍铁路运输和铁路执勤人员正常工作的，由铁路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对于破坏铁路设施，扰乱铁路秩序，制造铁路事故的犯
罪分子，应依法惩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4年5月20日
对一起受贿案件被告人被当庭无罪释放的法理评析
--兼谈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疑罪从无”原则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案情]
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二00三年七月十日公开开庭审理了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抗诉的段某受贿一案，当庭以证据不足驳回了检察机关的抗诉，维持了一审对被告人段某的无罪判决。
被告人段某系长春铁路公安处乘警大队乘警长，检察机关指控其在担任列车乘警长过程中，伙同本班乘警姜某（另案处理）明知刘某、杨某、张某等几名犯罪分子在自己值乘的列车上盗窃旅客90 000美元而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并于2000年11月17日晚，在吉林工商银行招待所810房间向刘广军等索要赃款50 000美元。被告人段某和姜某各分得25 000元，折合人民币206 750元。
检察机关以被告人段某犯受贿罪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宣告被告人段某无罪。
随后，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向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抗诉，抗诉称: （1）9万美元被盗案客观存在；被告人段某和同案犯姜某及犯罪嫌疑人刘某、张某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被告人段某值乘的列车上曾发生9万美元盗窃案这一事实。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是真实、可信的，9万美元被盗案是客观存在的，能够证实被告人段某受贿赃款来源。虽然该盗窃案件至今未经法院认定和判决，但并不影响被告人段某犯有受贿罪。（2）认定段某受贿犯罪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段某和同案犯姜某多次供述受贿犯罪事实，尤其是段某的第一次供述是在主动要求提审交代问题的情况下形成的，足见其供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此外，还有招待所住宿证明、外汇牌价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使整个证据体系形成证据链条。（3）被告人段某在庭审期间推翻原有供述，又无合理理由，是无理辩解。
沈阳铁路中级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段某受贿一案没有盗窃案的证据，没有受贿赃款的来源及去向和行贿人证实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原审被告人段某有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包庇犯罪嫌疑人，收受盗窃犯罪嫌疑人送给的美元，使其不受追诉的受贿犯罪行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段某有罪。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公诉机关的抗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这是一起由沈阳铁路运输中院二审终审的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当庭释放的受贿罪抗诉案案例。法院终审判决所依据的是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即对一切案件都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就是经常所说的“疑罪从无原则”。
本案中，控辩双方的主张对立的十分明显。针对本案中美元被盗案件的发生及段某受贿的前因、经过事实及后果，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对审核确认的证人证言等所有有罪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合议庭评议分析，最后明确得出此案存在的诸多疑点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现有证据难以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不能达到具有排他性和确定被告人有罪的确信结论。也就是证据的质尚未达到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要求，证据的量不足以使认定者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确信。所以，法院依法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段某无罪。这一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于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精神和时代精神。
法院审理此案时，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精神，认真审查段某的有罪供词之真伪，认定本案存在的诸多疑问无法排除，是在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退一步讲，即使本案被告人段某不翻供，由于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而追究其刑事责任。
“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推定，被视为确立被告人诉讼地位，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基石性原则，其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针对“疑罪从无”原则曾明确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对于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
“疑罪从无”（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当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达不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定罪标准，既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应作为对被告人有利的处理。这项原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为存疑从无确立了前提；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补充侦查次数以二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院仍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就确立了审查起诉阶段的存疑从无；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了经法庭审理，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人，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疑罪从无”的明确表达和最终确立。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疑罪从无”确定下来，从而为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疑罪从无”铺平了道路。
目前司法部门仍然存在“‘疑罪从无’会放纵坏人”的顾虑，使“疑罪从无”这一法律原则的贯彻远不能到位。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时候，究竟是“错放”还是“错判”，这在法律界曾引起多次争论。就个人的观点，从司法公正的角度考虑，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社会上，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了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会放纵了真正的罪犯。所以我认为错判的危害远远大于错放的危害。放纵犯罪当然不应该，但当没有足够定罪的证据时，那只有放纵并且必须放纵。况且这样做还未必真的就是放纵，因为被指控人事实上到底有没有罪还是个疑问。即使真的因为证据的原因不得不放纵了一个罪犯，那也只是污染了水流。而当我们基于一种“正义”的冲动，忘记了“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导致了一次不公正的审判，那么其后果要比放纵一个个案的罪犯严重一千倍，因为这时我们是在污染水源！我们愿意将这种放纵看作是一种代价，一种成本，一种必要的丧失。矫枉过正有时是必要的，毕竟，我们现在正处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证据不足，涉嫌受贿的段某被法院宣告无罪，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保障功能，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这是我们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人民法院司法观念的进步。“在我国当前，大多数错案都不是因为适用法律不当，而是因为认定的事实有误，这些都与证据有关。”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人员轻视证据是一个国家法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疑罪从无”的原则还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司法公正观念，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就是首先要保护个人的权利还是社会的整体利益。我们的传统是为了社会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立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整体公正，即法律的普遍公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即法律个案的公正。司法活动围绕具体个案进行，因此，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必须从一个个具体案例做起。
段某虽然被当庭释放，但此案并非完全了结，本案的9万美元盗窃案及收受贿赂的事实或许是客观存在的，法院的一纸判决是从程序上而非实体上作出的。因此，此案的落脚点是“不得确定为有罪”。因为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得确定为有罪”未必就意味着“被推定为无罪”。“不得确定为有罪”解决的只是暂时不再被称为“罪犯”或“犯罪分子”的问题，但这也并不一定就不再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不是说就是无罪了(不管事实上无罪还是法律上存疑无罪)，也就是说还处于“罪与非罪真伪不明”的状态，这就是与真正“无罪”状态最核心的差别。也是我国刑诉法第12条规定的落脚点。此案如果司法机关发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段某有犯罪行为，仍然可以随时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本案远并未就此结案，这是国家法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