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


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昌市人民政府议事决策规则》的通知

宜府发[2008]014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昌市人民政府议事决策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宜昌开发区管委会，各大中型企业，各大中专学校：
《宜昌市人民政府议事决策规则》已经2008年2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



　　 　　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宜昌市人民政府议事决策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健全市政府议事决策机制，完善议事决策规则和程序，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市政府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市政府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健全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第三条市政府议事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议事决策制度。

第二章议事决策事项
第四条下列重要事项列为市政府的议事决策事项：
　　（一）研究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决定等重要事项；
　　（二）需要请示省政府的重要事项；
　　（三）政府工作报告；
　　（四）规范性文件和重要行政措施；
　　（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部分变更及执行情况；
　　（六）研究安排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及其年度审计计划等事项；
　　（七）财政资金的收支管理事项。主要包括：年度财政预算草案，年度财政预算的执行及情况报告，财政预算调整和年度财政决算及其重大变更，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出项目、重大的政府采购项目，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减免等事项；
　　（八）重要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事项。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区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主要矿种的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磷矿、高磷铁矿开采计划，市级土地整理开发项目投资计划，国有企业改制中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安排，环境保护规划和长江岸线规划、重要水资源的保护利用等事项；
　　（九）国有企业改革及重要国有资产处置事项。主要包括：市直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外投资、融资达5000万元及以上或者达企业净资产20%及以上项目的审核意见，对1000万元及以上国有资产的处置方案、导致国有股失去控股地位的国有资产处置方案、以协议方式转让国有资产的处置方案、市直行政事业单位重要国有资产的处置方案等事项；
　　（十）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事项。主要包括：城市总体规划、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和大型（市级）公共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等事项；
　　（十一）研究处理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十二）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机构设置等自身建设工作；
　　（十三）其他需要市政府议事决策的重要事项。
第五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需要决策的事项，依照《宜昌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各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进行，不适用本规则。

第三章议事决策前的准备
第六条各县市区政府（含宜昌开发区管委会，下同）、市政府各部门或相关单位应当根据职责分工或市政府的安排，负责及时做好市政府议事决策事项的调查研究工作，客观、全面、准确地收集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必要的咨询论证和征求意见工作，拟定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并按要求上报调查研究结果。
第七条市政府议事决策事项中有关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价格调整等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承办准备工作的行政机关或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并征求书面意见，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必要时，可以通过民意调查形式了解公众意见。
第八条市政府议事决策事项中有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产业发展、重要资源开发利用和政府重大投资等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事项，承办准备工作的行政机关或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专家或者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独立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
第九条市政府议事决策事项中涉及法律问题的事项，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合法性论证，或者由其组织法律专家进行合法性论证并出具意见书。
第十条市政府议事决策事项涉及两个及以上县市区或市政府相关部门职权的，承办准备工作的行政机关或单位应主动与所涉及的县市区政府或市政府部门协商；经认真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承办准备工作的行政机关或单位应当在报请市政府议事决策的请示中专门说明分歧各方的意见及理由。
　　市政府领导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组织对议事决策事项中存在的分歧进行协调。
　　相关行政机关或单位在协商和协调过程中，应当从全市工作的大局出发，本着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提高行政效能的原则，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市政府议事决策事项完成前期准备和协调工作后具备议事决策条件的，经市政府秘书长审核并报市长、副市长同意列为市政府议事决策的议题，以确保议事决策的质量，提高议事决策效率。
　　未按本规则规定完成前期准备及协调工作的，或者因相关原因暂时不具备议事决策条件或未经市政府秘书长审核并报市长、副市长同意的，不列入市政府议事决策的议题。　　

第四章议事决策的方式
第十二条本规则第四条所列议事决策事项中的重大问题，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需要提交市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或者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的，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
本规则第四条所列议事决策事项中的专门性问题，由市长或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专题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市政府办公室应当根据议题的轻重缓急，拟定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含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下同）的方案，经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市长、副市长签批同意后，做好相关的会议筹备工作。
第十四条出席和列席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的人员，根据《宜昌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和议题内容确定，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按照市长、副市长签批同意的会议方案发出通知或邀请。
　　被通知出席或列席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的人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应当在会前向会议召集人请假并说明原因；可以由他人代表其参加的会议，被通知出席或列席会议的人员还应当指派合适的人员代表其参加会议。
第十五条出席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的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列席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的人员可以结合本单位工作发表意见，但其发表的意见与本单位此前提出的书面意见不一致的，应当说明理由。
　　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原则，召集和主持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的市长或副市长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议事决策事项作出相应的决定。　　

第五章决策事项的报告、通报和公布
第十六条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决定的事项，由会议指定的承办单位按照会议要求拟定相关文稿，经市政府办公室送请市政府秘书长审核后，报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市长或副市长签发。
第十七条下列重大议事决策事项，经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讨论通过后，提请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
　　（一）重要改革方案和政策、重大财政支出事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突发事件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处置方案等事项；
　　（二）市委常委会议要求先经市政府讨论通过再提交其讨论决定的事项；
　　（三）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决定提请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前款所列重大议事决策事项，由市政府议事决策会议指定的承办单位按照会议要求拟定相关文稿，经市政府办公室送请市政府秘书长审核后，行文送交市委办公室提请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下列重大议事决策事项，在报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市长签署相关的文件，提请市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
　　（一）政府工作报告；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执行情况及部分变更；
　　（三）年度财政预算草案，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财政预算调整和年度财政决算及其重大变更等事项；
　　（四）城市总体规划及其重大变更等事项；
　　（五）宪法和法律规定应当提请市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本规则第四条所列议事决策事项中的重大问题，市政府在议事决策过程中与市政协充分协商或及时向其通报。
第二十条市政府作出的决策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媒体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方便公众查阅。　　

第六章决策事项的执行、督办及反馈
第二十一条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必须认真执行市政府作出的决策事项，并在规定时限内报告决策事项的执行情况；因特殊情况需延期执行完毕的，应当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二条市政府作出的决策事项，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督办落实，并将有关落实情况及时报送市政府领导。
第二十三条负责执行决策事项的相关县市区政府、市政府部门和单位，应当对决策事项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定期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适时向市政府提出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的建议。

第七章过错责任追究
第二十四条市政府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相统一。对未按本规则进行决策或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第二十五条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部门或有关单位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政府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行政监察部门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本规则进行决策事项前期准备工作，导致决策基础资料失真的；
　　（二）决策事项前期征求意见或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论证不充分的；
　　（三）在决策事项协调过程中不服从大局，影响市政府决策正常进行的；
　　（四）不履行决策执行职责或在执行中推诿扯皮的；
　　（五）其他导致决策失误或影响决策执行的情形。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市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我国应在产品责任法律中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马东晓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摘要〕 迄今为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已经存在二百余年，且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该制度在美国的产品责任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美国的产品责任法甚至侵权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制度的起源、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进行详细介绍，分析该制度存在的利弊，以期阐明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必要性。

关键词： 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punitive damages）制度从其在英国产生至今已经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在美国的勃兴也已经有近半个世纪，但即便如此，今天在世界各地乃至在上述两个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对这一制度合理性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息过。本文希望通过对英美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介绍，并结合对我国产品责任侵权纠纷现状的分析，进而阐明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起源和发展
损害赔偿作为惩罚措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时期的《汉谟拉比法典》。罗马法中的《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内容。但主流观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案件最早出现在1763的英国，即Huckle v. Money 案。该案中，原告是一名报社的工人，因政府对报社进行搜查而被非法拘禁，于是原告对政府官员提起诉讼。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陪审团有权决定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并最终对被告作出了300英镑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判决。
17到18世纪，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诬告、不法侵入、非法拘禁等使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到19世纪，该制度已经成为美国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但直到5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Day v. Woodworth案中明确指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普通法上已经明确确立的一项原则，在侵扰之诉以及其他之诉中，陪审团可以根据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而不是根据原告所实际遭受的损失来对被告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在许多民事诉讼中，被告的错误行为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包括被告道德的败坏程度以及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来确定。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惩罚被告的恶劣行为，可以对被告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大型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在商品交易中的地位明显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部分不法厂商为追逐利润而制造和销售不合格甚至不安全的商品。为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美国将惩罚性赔偿逐渐大量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中，同时赔偿的数额也在不断提高。到70年代，在侵权法领域以及合同法领域均出现了大量的、巨额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案件，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这段时期内呈现出勃兴状态。至今，美国除了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内布拉斯加和华盛顿四个州外，各州均已采纳了这一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已经成为了美国法中一项非常牢固的制度。
在英美法中，还有一种与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相类似的制度需要注意，这就是加重的损害赔偿金（aggravated damages）制度。所谓加重的损害赔偿金是指行为人的某种加害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精神伤害时，根据被害人的请求，法院作出的物质损害赔偿之外的旨在补偿受害人精神损害的那部分赔偿。 在许多加重的损害赔偿金案件中，由于精神损害无法准确地计算，法院往往作出高额的加重损害赔偿金，而此类案件常常又被施以惩罚性赔偿，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天价的赔偿案件往往是既有加重的损害赔偿金又有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二、性质和特点
在英美法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方法通常包括损害赔偿（damage）、禁令（injunction）和自力救济（self－help）。其中损害赔偿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救济渠道，其目的在于补偿损失，但此外还有一些非补偿性损害赔偿。如象征性的损害赔偿金、蔑视的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在大陆法上，关于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原则。“简言之，损害赔偿，旨在于保护个人之身体、财产等权利法益之不受侵害，万一损害不幸发生，行为人不问其行为故意、过失，负有填补该损害之责任”。“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是为了惩罚恶意侵犯他人权益的被告，但惩罚性损害赔偿又需以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存在为前提。在美国，受害人原则上不能单独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而且，法院在判决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时，常常会考虑其数额与补偿性损害赔偿金的比例关系，即比例原则（the ratio rule）。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施加给被告的，原告通常要在起诉中提出请求，陪审团根据事实判断被告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恶意或者疏忽大意地置他人权利于不顾，客观上是否具有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的必要，并结合被告的财产状况、获利情况以及对原告所造成伤害的程度等因素而作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裁定。由此可见，在美国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时，法院非常看重被告的主观状态，当被告的过失非常过分，为社会大众所不容的时候，为惩罚被告、防止相同或相似的事件继续发生，法院有时会判予原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所以，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常常被使用在产品责任中。如果一个制造商明明知道自己的设计或制造过程有问题，却仍然制造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售，那么，即使消费者并没有受到很大程度的伤害，法院也可能要求被告付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美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虽然不以实际损失为限，但通常会在法定限额以内，实际上，许多州对该数额均有不同方式的限制。如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新泽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均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的1-3倍；而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则对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的最高额作出规定。
近年来的趋势表明，为防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被滥用，一方面立法对原告证据的证明标准提高了要求，如美国国会通过的《产品责任法》以及《惩罚性赔偿示范法》中规定采用“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clear and convincing）证明标准。另一方面，法官往往在陪审团合议时进行释明，甚至在陪审团作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数额的裁定后，也会把过高的赔偿金数额再降下来。
三、争论和评述
即使在英美法中，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也是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1）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目的是惩罚而非赔偿，起不到对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效果；相反却可能鼓励受害人滥用诉讼，甚至骗取高额赔偿金。
（2）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尤其在产品责任领域，会使生产商不敢开发新产品，影响行业的发展。
（3）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会导致原告获得一笔横财，而被告拿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本应当交给国家或者社会公共机构。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固然有上述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与惩罚性赔偿制度所体现出的巨大价值相比，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不能因为前者的存在而全盘否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不能因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现在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否定其在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自惩罚性赔偿制度被引入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以来，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较之大陆法系国家所固守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是英美法系所独有的制度，在大陆法系中，对故意、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采取行政处罚或者刑罚的方式予以解决。大陆法系的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理在于填平赔偿权利人所受的损害，具体方式就是采取以回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的赔偿途径，称之为“赔偿全部损害”制度。而惩罚和预防乃公权力行使的职能，非民法讨论范畴。
赔偿全部损害，其理想甚佳。因为惟有赔偿全部损害，损害赔偿之目的才易达到。然则，赔偿全部损害之制度，不易实行，因为一损害可能牵连引发其他无数之损害，有如上述，其结果，则赔偿数额或将过巨。故如严格执行赔偿全部损害之原则，则人将惶惶而不敢有所为，盖恐一不小心，过失造成损害事故，而走向破产。因之，即使德国法、法国法采取赔偿全部损害之制度，其所谓全部损害，实并非损害之全部，而只是其一部而已。
所以，以大陆法系的填平原则，本质上不能对受害人予以充分救济，也无法真正赔偿受害人之全部损失。但大陆法系在职权主义思想之下，更多的是通过行政权力发挥社会管理和制度矫正的功能，来制止此类现象的大量发生。就产品责任领域，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通过产品质量管理法、产品安全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以行政管理来规范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行为，以行政处罚来惩罚和制止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不法行为，其立法者也是依据所谓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强调产品质量问题关系社会民众基本生活，应以公权力积极介入，否则不能保障国计民生。
这样一来，虽然对不法行为进行了惩罚，但私法上的补偿并不充分，似有损私肥公之嫌，且消费者因为得不到全部补偿，基于诉讼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往往放弃对侵权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非常不利于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而且，国家设立庞大的行政机关，配置相当行政资源，耗费大量财力，耗费纳税人金钱。且到具体管理环节，还有执法的效率和公正问题以及随后可能发生的行政诉讼问题。另外，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相比，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有利于充分补救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消费者有动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产品责任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比以公权力介入民事赔偿领域的行政管理模式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惩罚性赔偿有助于平衡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
众所周知，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后两者相比，消费者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和受制约的弱势地位。因此我们就需要特别设置一些制度来制约生产者和经营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对在主观上存在恶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课以一定的惩罚性赔偿，不但是对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安抚，而且也是遏制生产者和经营者肆无忌惮地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法行为的有效措施。虽然有些人难免会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有违反公平原则之嫌，但笔者认为，公平原则不能单单仅表现在数额上的平等，实际上数额上适当‘过正’恰恰是为了实质上的公平 。
四、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一） 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明确了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再次肯定了上述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该法第113条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03年4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从司法解释上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
与英美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有所区别，目前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仅适用于违约行为而不适用于侵权行为，也即只适用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买买或者服务合同关系，确认价款或者服务费用后，如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则增加赔偿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一倍。这使得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恰恰在产品责任这一消费者最需要的领域中几乎毫无作为。
（二）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而言，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主要有：
首先，仅规定适用于合同关系中的欺诈行为不妥，限制了诸多故意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和财产的行为，尤其是将包括产品责任在内的侵权行为排除在外，使该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仅规定增加赔偿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倍数不合理。如果买卖的商品价值很低，这种双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几乎没有惩罚的作用，而如果买卖的商品价值很大，仅仅因为存在轻微的欺诈行为就双倍进行惩罚似乎又不公平。例如在高档汽车买卖中，销售商对汽车的夸大宣传行为可否使得消费者获得增加赔偿一辆豪车？
再次，没有强调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对故意、恶意、重大疏忽和普通过失未加区分，也未考虑是否无视他人安全以及引起伤害的严重程度。由此引发“知假买假”大量出现，使得消费者和公众对该制度产生误读。
五、我国应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从英美法上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发展过程看，其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勃兴恰恰是因为美国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对其的广泛应用。而众所周知，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国家，这里面不能不说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功不可没，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在推动产品质量进步方面均是不遗余力，从“质量万里行”到年年的“3.15”活动，声势浩大，深入人心，但产品质量问题却未见根本好转。尤其是近些年，以“三菱帕杰罗汽车”和“东芝笔记本”为代表的一系列进口商品侵害中国消费者的事件频频发生，凸显出我国产品质量立法的滞后以及在立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这一在英美产品责任领域早已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落后，产品匮乏，为了发展经济，国家在立法以及执法（包括行政执法）上采取了鼓励和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的措施，这无形中忽视了对消费者的保护，使得一些企业越来越不重视产品质量，有恃无恐的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追求税收而纵容保护质量低下的企业，这又使得消费者更加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无奈地接受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在高昂的维权成本前却步。如此，国家一方面高调宣传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层面却缺乏鼓励消费者维权，惩罚不法厂商的长效机制和积极措施。
其次，大陆法系以填平原则下的回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唯一途径，这种途径并不能使受害人充分地获得法律规定的全部赔偿。以产品责任案件为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两部分。其中，一方面所受损害中的生命、健康损害，精神、情感损害实际上根本无法回复，而代之以金钱赔偿又难以考虑物价上涨，情感折算等等因素；另一方面所失利益中，能力的丧失、机会的剥夺以及预期利益的落空等等，也根本无法充分地用金钱来赔偿。更何况损害发生以后，受害人还有维权的成本和花费。在我国现行民法对于受害人的律师费都不能判令侵害人支付的情况下，所谓全部赔偿更是一句空话。
另外，大陆法系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管理社会的做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受害人取证、起诉的讼累，但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不可能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违法信息都能明察秋毫；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市场面前受害人投诉的案件往往尚不足以构成社会普遍性的侵害，因此，执法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捕捉那些尚未形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产品责任侵权案件。更何况，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框架下各执法机关还存在着执法冲突，职责不清等问题。而要求执法机关监管产品责任案件，查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必然引发各行政机关增加人员编制，强化执法权限的要求，进而导致行政资源大量被占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四，在我国产品质量监管领域中已经建立起召回制度的情况下，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还有利于企业自觉执行产品召回制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已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企业迟迟不愿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对损害赔偿额的规定过低，对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赔偿数额远远低于召回缺陷产品的费用，这使得《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在汽车产品责任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可以想见，企业会更加积极地采取主动召回的方式以避免遭受惩罚，这样也就实现了使企业主动在生产和销售中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