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旅游、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或者在本省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海洋环境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在本省管辖海域以外从事影响海洋环境活动，造成本省管辖海域污染损害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海洋环境保护应当统筹规划，海陆兼顾，坚持预防为主，污染防治与生态建设并重。
第四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坚持环保优先方针，采取有利于海洋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加大海洋环境保护投入，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海洋生态建设、海洋环境监测等海洋环境保护所需资金，由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海洋环境保护需要和本地区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环境保护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级政府管辖海域内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防治本行政区域内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级政府管辖海域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组织海洋环境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负责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以及其它有关海洋开发活动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海事管理机构依法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所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船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管辖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本级政府管辖海域的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
第六条　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情况纳入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任期责任目标，实行责任考核、追究制度。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地区海洋环境质量状况、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实施情况等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
第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开展保护海洋环境的公益性活动。对举报污染海洋环境违法行为和保护、改善海洋环境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监督管理

第八条　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和沿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本省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本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以及重点海域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经省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本省重点海域名录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沿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第九条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任务、主要措施、对各部门
和沿海各地区的要求以及海洋生态建设项目的安排等内容。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应当与环境保护规划、沿海开发总体规划、海域使用规划等相衔接。
第十条　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海事管理机构，根据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以及重点海域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实施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省及设区的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对本级政府管辖海域内的近海和重点海域进行海洋资源与环境的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海洋化学、海洋生物与生态等近岸海洋环境状况、主要入海河口污染物排放等基本情况。
第十二条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与规范，对本级政府管辖海域内的海洋环境加强监测监视，定期评价海洋环境质量。
第十三条　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全省海洋环境监测监视网络。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形成的海洋环境监测、监视资料，应当纳入全省海洋环境监测监视网络统一管理，实行资源共享。
向社会提供海洋环境调查监测资料的监测单位，应当通过国家有关的计量认证。
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沿岸直接入海的排污口和入海河口上溯三十公里范围内的排污口的监测、监视、调查和评价。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沿岸直接入海的排污口附近海域以及入海河口断面水质的监测和监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互相通报监测监视资料。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发现直接入海的排污口附近海域以及入海河口断面水质有异常变化时，应当及时通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海洋灾害性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完善应急体系，制订应急预案；发生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和海洋灾害性突发事件时，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并依法向社会发布信息。
沿海可能发生海洋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重大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环境保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对赤潮的监测、监视和应急制度，重点加强对海州湾、长江口等易发赤潮海域的监测、监视，做好预警、预报和信息发布工作。
当发生赤潮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逐级上报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海洋、环保、渔业、工商、卫生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措施减轻赤潮危害。
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赤潮及时向当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对防灾减灾起到重要作用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环保、海洋、渔业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建立联合执法制度，实行联合执法。
海洋、渔业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在巡航监视中发现海上污染事故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时，应当予以制止并调查取证，必要时有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事态的扩大，并依法处理或者报告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章生态保护

第十八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区海洋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特点，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典型性生态系统加强保护，建设人工鱼礁、实施近海人工资源增殖放流，整治、恢复和保护海洋生态。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海洋生态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选划、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与海洋特别保护区。
省人民政府根据本省海洋功能区划和保护海洋环境的需要，可以在沿海划定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区域。对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区域，应当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九条　下列重点海域，禁止设置排污口、排放污染物、开挖海砂，并严格控制其他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环境的活动：
（一）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珍品保护区；
（二）重点渔场及海洋生物种质资源繁育场；
（三）辐射沙洲海底沙脊群；
（四）牡蛎礁、贝壳堤、海蚀地貌等自然遗迹所在海域；
（五）重点增养殖区；
（六）海滨浴场；
（七）其他应当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的重点海域。
第二十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滨海湿地的管理与保护，控制对滨海湿地的开发利用。确需开发利用滨海湿地的，应当符合本省海洋功能区划、湿地保护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以及重点海域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进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报经批准。
第二十一条　严格控制在入海河口等兴建影响潮汐通道、降低水体交换能力以及加剧海洋演变速度的工程建设项目；有特殊需要确需建设的，应当在工程建设的同时采取必要的海洋环境保护或者生态修复措施。
依法开发海岛及周围海域资
源，应当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不得擅自改变海岛地形地貌、岸滩及海岛周围海域的生态环境。
第二十二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海洋功能区划和渔业养殖规划，合理确定用于渔业养殖的海域，控制养殖规模，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和标准，推广生态养殖模式。
海洋增殖、养殖项目需要设置人工鱼礁等特殊设施的，应当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本省海洋功能区划和有关标准、规范进行科学论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第二十三条　因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等需要引进境外海洋动植物物种的，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先在指定的区域进行完全可控制的试验和论证。
沿海市、县（市、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渔业、林业等部门，加强对所管辖海域、海岛和海岸带境外引进物种的调查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第四章污染防治

第二十四条　本省按照国家规定实行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省重点海域海洋环境容量、海洋功能区划和国家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制定本省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数量分配方案。
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制定的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数量分配方案，制定管辖的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实施计划，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沿岸直接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河口上溯三十公里范围内排污口排污总量控制指标和核准主要污染源排污量时，应当符合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放控制数量分配方案。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降耗减排的目标要求，对现有的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制定减排计划，并逐级分解到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减排计划实施方案，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
第二十六条　对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入海河流，实行行政区界上下游水体断面水质交接责任制，并纳入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任期责任目标。
主要入海河流市界断面水质的监测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县界断面水质的监测由设区的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二十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其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有关规划和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中，应当包括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
前款规定的规划草案，其环境影响报告中未包括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的，审批机关不予审批。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沿海陆域内新建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的化学制浆造纸、化工、印染、制革、电镀、酿造、炼油、岸边冲滩拆船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的工业生产项目。已建的不具备有效治理措施的上述工业生产项目，应当依法责令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责令停产整顿；责令停产整顿期满仍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沿海陆域内的其他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包括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未包括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第二十九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建设和完善城镇排水管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污水离岸排放工程设施建设，应当符合本省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第三十条　在沿海从事港口、码头作业和旅游经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配备防治污染的设备、设施，及时处理其作业、经营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防止进入海域污染海洋环境。
第三十一条　依法由国家审批、核准、备案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准或者核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批准或者核准。
其他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海洋工程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沿海设区的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批准或者核准。
第三十二条　海岸工程、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单位在报请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海岸工程、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在建设、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发现有不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情形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建设或者运行，主动组织环境影响后评
价，根据后评价结论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原批准或者核准机关备案。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海岸工程、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在建设、运行过程中有不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情形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改正等补救措施。
第三十四条　在沿海港口进行港内作业的船舶或者在港内停泊三十日以上的船舶，应当对其污水排放设施采取铅封措施，并接受海事管理机构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船舶发生海难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依法采取强制清理、打捞或者拖航等应急处置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污染损害。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发生上述情形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清除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所需的费用，依法应当由肇事船舶经营者或者所有者承担的，船舶经营者或者所有者必须在开航前办妥有关款项的财务担保或者缴纳手续。
第三十六条　禁止向海洋倾倒汞及汞化合物、强放射性物质等国家规定的一类废弃物。
严格控制向海洋倾倒重金属及其化合物、氟化合物等国家规定的二、三类废弃物，确需倾倒的，应当进行预处理，依法申领倾倒许可证，并在指定的区域内倾倒。
获准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接受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利用船舶倾倒废弃物的，还应当接受海事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依法缴纳的海洋工程排污费、陆域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的排污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全部用于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与海洋生态建设，不得挪作他用。
滨海城市及沿海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陆域排污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排污费中，安排适当比例的资金，加大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与海洋生态建设的支持力度。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工程建设项目未采取海洋环境保护或者海洋生态修复措施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责令停止违法作业、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规定，擅自改变海岛地形地貌、岸滩及海岛周围海域生态环境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作业、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　规定，不处理作业、经营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的，由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清除其使用的海域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弃物，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　规定，未采取铅封措施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实施。
第四十四条　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海上污染事故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时，未依法予以制止或者未采取有效防止措施的；
（二）违反规定或者越权批准、核准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三）有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弄虚作假行为的。
第六章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动产交易和权属变动频繁，大量的不动产纠纷被起诉到法院。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这一条文通常被认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三类国内专属管辖规则之一。但是，目前对于究竟什么是不动产纠纷还缺乏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对此理解不一，理论界更是众说纷纭。 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当事人在发生不动产纠纷时常常面临着多家法院可供选择起诉的情形，因而容易发生管辖权争议。 而管辖法院的确定是纠纷得到公正、及时解决的前提，鉴于实践中这一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笔者即以此为基点对该问题展开探索以期获得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则适用的理解冲突
自民事诉讼法确定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则以来，目前为止对于不动产纠纷的理解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对此解说纷纭。
不动产纠纷管辖在我国法院管辖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各级法院之间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按照目前的审级制度安排，我国法院系统分为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基层人民法院四级，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管辖制度的作用之一，就是确定某个纠纷的具体管辖法院。 民事诉讼法将管辖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以及指定管辖四大类，其中，地域管辖又分为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共同管辖、选择管辖和协议管辖六小类。
专属管辖往往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而规定的，因而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管辖来改变专属管辖。[1]不动产纠纷主要涉及的是专属管辖问题。 所谓专属管辖，是法律规定的某类案件职能由特定法院管辖，其他法院无管辖权，当事人不得以协议方式变更管辖。协议管辖主要适用于合同纠纷，它是由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事先约定管辖法院，一旦发生纠纷即将纠纷提交唯一确定的管辖法院进行处理，因而排除了其他法院的管辖权。因此，专属管辖是相对于协议管辖而言的，它是依据管辖是否由法律强制规定，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变更为标准而作的一种分类。
确定不动产纠纷管辖法院的两种途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即对不动产纠纷的性质和类型不加区分和加以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其管辖问题。
1．不加区分。 该观点认为，应当遵从法律条文的字面表述，所有涉及不动产的纠纷不必区分其性质和类型，均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即：不动产纠纷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不再做任何细分，凡是涉及不动产的纠纷一律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该观点的理由有二：其一，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并未对不动产纠纷作出明确规定，因而只能从字面上进行语义解释，不动产纠纷就是涉及不动产的所有纠纷；其二，由不动产所在地管辖此类纠纷存在诸多便利，不仅方便管辖法院对不动产进行调查、勘验，及时查明案件，还有助于案件最终得到顺利执行。
2．加以区分。 该观点则认为，并非所有不动产纠纷均为专属管辖，应以立法者确立专属管辖制度的意图为出发点，与不动产有实质联系的纠纷，如土地确权、房屋质量等纠纷才适用专属管辖；而与不动产仅有表面牵连关系的纠纷，如房屋买卖、房屋租赁等纠纷就没有专属管辖的必要。但是，该观点的主张者对何为与不动产有实质联系、如何认定不动产牵连诉讼，对不动产纠纷还可适用何种管辖规则等问题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实践中，持此种观点的法官只能凭借自身审判经验和依靠审判先例来加以判断。
应当说，上述两种处理方式及其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科学。因为按照第一种观点，将不动产纠纷如果不加区别笼统地界定为凡是涉及不动产的纠纷，不考虑其是属于合同纠纷还是物权纠纷，无论在立法还是实践中都容易发生冲突。 比如：专属管辖的另一项规定就是遗产继承纠纷，法律规定其管辖法院为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此处的“主要遗产”显然不仅仅是不动产，而一旦具体个案中的遗产涉及了不动产，那么，是否该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呢？此时，如果将不动产纠纷扩大解释成凡是涉及不动产的纠纷，显然会将法官带入法律适用的尴尬境地。 因此，不加甄别地将不动产纠纷理解成凡是涉及不动产的纠纷是一种典型的机械思维，没有从立法目的和法律精神出发，是对不动产专属管辖制度立法意图的误解。 因此，当务之急应当从立法原意出发，对不动产纠纷的性质和类型进行合理界定，并明确相应的管辖规则，以弥补现行立法的不足，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惑。
二、设置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立法意图
民事诉讼法设立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制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不动产自身的物理情状和法律属性的综合考虑。 不动产是相对于动产而言的。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物可因以下两个原因而成为不动产：一是因其自然属性而成为不动产，即该物天然地属于不可移动的财产，土地便是唯一具备这一特征的物；二是因其附着于土地而不可动，这是因为土地属于绝对不可动的财产，附着于土地或固定于土地上的许多物就成为不动产，包括三类：一是生长的庄稼、植物和树木；二是人类添置或建筑在土地上的建筑物，如房屋、桥梁、道路等其他设施；三是因安装或装饰于房屋成为房屋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物。[2]因此，不动产就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降低甚至丧失其价值的财产，比如土地就属于绝对无法移动的财产，而生长在土地上尚未到收割季节的庄稼就属于移动之后将减损或者灭失价值的财产。 不动产所在地，是不动产与某一地点存在着的客观的相对固定不变的一种联系，它表明了不动产所属的空间方位，同时作为静态的联结点，是确定纠纷由哪家法院管辖的一个联系因素。
专属管辖制度的设置，是为了对那些事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纠纷给予更强的国家干预，以排除当事人的协议管辖和人为干扰导致可能的不确定、不公正的司法裁判结果，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其充分考虑了不动产三个方面的属性。
1．不动产具备财产性。 物权法已经明确规定，物权的客体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并对不动产进行了明确界定。现阶段，不动产作为一类独特的财产，比如房屋、土地等，其价值一般都较大且难于估算。 一旦发生争议，因不动产本身的价值属性所决定，即使是小小的一点让步也可能导致相当大的损失，因此当事人通常难以让步，协商解决的可能性较小。这是不动产具备较大经济价值的财产属性所决定的。 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诉讼中方便对不动产进行勘验和价值评估，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因而具备天然便利。
2．不动产的不动属性所决定。 不动产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不能移动的财产，或者将其移动将导致其价值减损甚至丧失，以至于移动之后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类特殊财产。包括客观上确实不能移动的财产，比如土地、房屋，以及能够发生移动但发生移动之后物的经济价值将大大减损的财产，比如土地上尚未成熟的庄稼。不动产虽然不能移动，但与不动产息息相关的纠纷当事人却是可以自由移动的个体。 当事人争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不动产的经济价值，如果移动财产将得不偿失，那么当事人也就只能“迁就”该财产的所在地就近处理纠纷。
3．方便诉讼中对不动产采取各种措施。 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不动产既然不能移动，那么进入到诉讼程序后，法院必然要对其采取查封等相应的措施，以回应当事人对不动产的权利需求。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既能方便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权属状况进行调查，又能够方便对不动产实施保全和执行。而这一切都与当事人的不动产权益实现息息相关。
三、不动产纠纷管辖规则适用偏差的解决路径
如何更加合理地解决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实践分歧，是实现当事人不动产权益，减少当事人诉累和法院管辖之争的有效路径。 实践中，很多不动产纠纷的管辖法院多是依据不动产所在地来确定的，尽管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解决争议、提高效率，但难免有“一刀切”的嫌疑。因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准确把握专属管辖设立的立法意图，而是简单地、不加区分地将凡是涉及不动产的纠纷统统推给不动产所在地法院来处理。 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合理。司法实践中多年来一直秉持的这种做法，并不一定就完全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在法的运行环节，司法权的实际执掌者不能够仅仅按照自己的工作需要和便利任意地解释法律。因此，迫切要求各地法院统一认识，对不动产纠纷概念本身进行合理的解释，正确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则，还法律以真实的价值。
遵循两便原则，确保当事人充分选择权。
对不动产纠纷的管辖法院，应当遵循方便当事人尤其是原告方参与诉讼的原则。因为在很多案件中，涉案不动产大多是商品房，在现阶段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商品房买卖十分活跃的情形下，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卖方市场。个体的买受人常常作为较为弱势的一方，其缔约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差，难以与实力雄厚的卖方房地产开发商分庭抗礼。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赋予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当事人以选择的权利，使他们能够选择向哪个法院起诉，确保其案件得到公正、及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租赁纠纷如何确定管辖问题的批复》对“两便原则”的观点给予了支持。该批复内容如下：“凡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房屋修缮、租金、腾退等纠纷，一般应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个别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符合‘两便’原则的，也可由被告户籍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辖。”这一批复精神与法律规定并不矛盾，而且便于受理法院查明案情，从而正确、及时地审结案件，对我们今天处理各种不动产纠纷依旧具有指导意义。
把握立法目的，区别涉及不动产的纠纷类型。
准确理解不动产纠纷的概念，是合理划分不动产纠纷类型的前提。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对不动产纠纷的理解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不动产纠纷就是涉及不动产的所有纠纷；二是因不动产提起的诉讼，包括涉及不动产的所有权确认、买卖、租赁、抵押、典当、互易、赠与、征用拆迁、侵权损害等方面的诉讼；三是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主要是因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相邻权发生纠纷而引起的诉讼，以及相邻不动产之间因地界不清发生争议而引起的诉讼等；四是法律上规定的不动产纠纷应当是指涉及不动产所有权的纠纷，而不应当扩大解释为与不动产有任何联系的纠纷，比如关于不动产的租赁合同纠纷，对不动产的侵权纠纷等，都不应当属于专属管辖意义上的不动产纠纷。
上述四类纠纷按照其性质，实际上可分为权属类纠纷和合同类纠纷。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笔者认为应当限于不动产权属纠纷案件，只有这样理解，才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不动产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物理形态的财产，其具有不可移动性和较大的经济价值，需要国家公权给予更多的关注。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与不动产相关的纠纷都是以不动产权属为争执目的。在很多情况下，不动产只是合同指向的财产内容之一，而并非全部内容。 在我国立法进程中，这一理念曾经几乎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9 条从实践角度出发，曾明确建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 ”尽管该司法解释的最终文本并没有确定这一条，但依旧在第 24 条中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施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从这一条文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实质上是认可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动产专属管辖范围的观点，应当适用合同纠纷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 正如某些学者主张的：“以不动产物权诉讼和不动产债权诉讼的划分为前提，前者均适用专属管辖，后者适用任意管辖”。[3]因此，不动产纠纷类型应当区别涉及不动产的合同纠纷和不动产权属纠纷，前者不属于专属管辖的范畴。 而从立法目的来看，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实际上也是蕴含了这一立法意图的。
制定司法解释，有效避免法律适用的任意性。
理论分歧的存在，导致接受不同理论熏陶的法律职业者在对待不动产专属管辖问题上的不同理解。 各地处理不动产纠纷时，实践做法不尽一致，也给当事人带来了困惑。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则的设置并非不合理，但因为其内容过于原则，也相当笼统，导致实践层面困惑不已。笔者认为，不区分纠纷性质和类型而一味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做法太过绝对。 应当以不动产纠纷的性质和类型来确定案件的具体管辖法院。 在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继续发挥效力的前提下，法院系统内部应当早日统一认识。因为，如果法院和法官内部不统一认识，学界也缺乏统一的理论通说，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尺度不一，势必使国家的司法权威面临质疑。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出台相应司法解释，根据不动产纠纷性质将其类型化，消除法院系统内部对不动产纠纷的不同理解，统一法律适用尺度，并使该规则具体化，操作性更强，也不再发生理解分歧。唯有如此，才能还原法律精神的本来面目，更加有效地确保裁判公正。



注释:
[1]李浩：“民事诉讼专属管辖制度研究”，载《法商研究》2009 年第 2 期。
[2]高富平：《物权法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 页。
[3]秦伟、李娜：“论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载《学习论坛》2010 年第 11 期。


作者：陈丹.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