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修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1996年4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3号发布 根据1997年12月22日发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第16号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政府规章的决定》进行修正


第一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领导任期目标岗位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进行定期考核，并根据工作优劣，予以奖惩，以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人口计划。
第三条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自治区规定的职责，互相配合，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城区、郊区）人民政府设立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是乡（镇）人民政府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同级计划生育服务所挂牌办公。街道办事处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保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并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二孩生育费、计划外生育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以及违反计划生育有关规定处罚款的征收和管理工作。二孩生育费和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必须全部
用于发展计划生育事业。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应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管好、用好计划生育经费，严禁贪污、挪用和挥霍浪费。
第六条 地区、市、县（城区、郊区）和乡（镇）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的调动与配备，应征求上一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制定人口计划，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开“生育口子”，生育必须履行审批手续，严禁无证生育。
第八条 初婚育龄夫妻要求生育的，必须持有法定结婚证，由夫妻双方提出申请，经夫妻双方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审查，户籍所在地乡（镇）级人民政府或县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发给生育证，方能生育。
第九条 确认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应按《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标准与第二胎优生原则和审批程序（暂行规定）》进行鉴定。夫妻一方或双方为非农业人口的，由地区（市）以上残疾鉴定小组鉴定，其生育指标由地区（市）以上计
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夫妻双方为农业人口的，由当地县以上残疾鉴定小组鉴定，生育指标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十条 确认因公残疾（指在抢救公共财产或他人生命财产、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以及其他因公务活动导致残废）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市、县以上残疾鉴定小组鉴定，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审查认定。
第十一条 确认夫妻一方为二等甲级以上和夫妻双方为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的依据，以《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为准。
第十二条 本人是父母唯一的亲生子女或同胞兄弟姐妹未满18周岁而死亡，只剩下本人的，或夫妻终身未育依法收养一个孩子的，均属独生子女。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属独生子女：
（一）父母生育本人后又收养一个孩子的；
（二）父或母再婚后又生育一个孩子的；
（三）同胞兄弟姐妹中，有属于1982年11月25日以后超生的，但未满18周岁死亡而仅剩本人的；
（四）父或母再婚，在再婚家庭中本人继父或继母原来已生育并存活有孩子的。
第十三条 确认烈士独生子女，必须持有其父（母）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并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烈士。
第十四条 农业人口中的多女无子户招婿，只安排其中一个生育第二个孩子，由该户姐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乡（镇）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指定。但其余各对夫妻如分别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第九、第十条有关各项规定者，也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
第十五条 农业人口的同胞兄弟均已结婚，其中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或只有一个结婚，其余均已超过45周岁且未结婚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其中一个兄弟已收养一个孩子的，则不能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
第十六条 婚后8年不育，依法收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夫妻双方或一方为非农业人口的，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安排生育一个孩子；夫妻双方为农业人口的，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报上一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可安排生育一个孩子。但已领取《独
生子女优待证》的除外。
第十七条 在国境线五公里以内定居10年以上，并持边境居民证的农业人口，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第十八条 农业人口的已婚妇女脱离农业生产到县、市或乡（镇）所在地从事个体工商、运输、建筑等行业，或在乡（镇）企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连续生活、工作一年以上的，执行非农业人口的生育政策。
第十九条 再婚夫妻一方原只有一个孩子（或未生育而收养一个孩子），另一方未生育的，可再安排生育一个孩子。
第二十条 凡准予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必须在第一个孩子年满4周岁以后才能有计划地安排。
第二十一条 已婚公民申请经营个体工商业的，必须持有原辖区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关于申请人计划生育情况的证明；申请经营个体工商业的超生者，已采取绝育措施，并具备其他条件的，方能准予经营。
第二十二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按以下办法管理：
（一）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的乡（镇）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应对流动3个月以上的人员，建立计划生育档案，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
（二）暂住时间超过3个月的流动人口中的育龄人员，必须持有户籍所在地县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发的，自治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并在15日内向现居住地县级或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交验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证明，交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费。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查验时发现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的，加收百分之五十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并限期2个月内必须取得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逾期未取得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的，加收5至10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管理费；
（三）流动人口的生育由户籍所在地县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和签发生育证。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孕情由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流动人口违反条例和本细则的有关规定的，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发现，由其按户籍所在地的有关规
定处罚；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发现，由其按现居住地的有关规定处罚；
（四）进入城镇暂住的流动人口的育龄夫妻，必须服从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公安等部门和用人单位的管理；用人单位和居住地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应对育龄夫妻建立计划生育档案，并负责监督管理；
（五）进入城镇的基本建设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时，必须同当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签订计划生育合同，不签订计划生育合同的，城建部门不准办理施工手续，施工单位和城建部门违反此规定的，当年不能参加评先进，并追究领导责任；施工单位违反计划生育合同的，按照计划
生育合同规定处理；
（六）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外逃躲避或向外逃躲避者提供躲避条件的，由户籍所在地和临时居住地的计划生育、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七）不执行条例和本细则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单位由有关机关对其主要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实行统一的生育证管理制度。生育证由自治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其申请、审批、发放、管理、查验，按自治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执行。发放生育证，只准按自治区物价部门、财政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工本费。
第二十四条 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抓好婚前检查工作，民政部门应把婚前检查的结果作为结婚登记的依据之一。
第二十五条 夫妻如有一方患有下列疾病的，禁止生育：
（一）重度遗传性智力低下；
（二）严重遗传性精神病；
（三）遗传性舞蹈病；
（四）遗传性小脑运动失调；
（五）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六）遗传性肌强直；
（七）先天性成骨不全；
（八）全身白化病；
（九）血友病；
（十）先天性色育；
（十一）其他医学上认定不应生育的疾病。
第二十六条 自治区实行统一的孕情管理制度。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对农业人口、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每季度一次、非农业人口半年一次免费进行孕情检查（持有当年或下年度生育证、无配偶、绝经、患有不孕症、输卵管结扎或配偶输精管结扎手术满一周年以上者除外）。发
现因避孕、节育、绝育失败导致怀孕或其他原因的计划外怀孕的，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七条 已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妻，要采取放环为主的节育措施。
已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孩子的育龄夫妻应有一方做绝育手术。但夫妻双方有手术禁忌症者或者其女方年龄在40周岁以上、现有孩子最小年龄5周岁以上、并且已采取其他避孕措施5年无怀孕史的，可以继续采取其他有效的避孕措施。
再婚夫妻一方已经生育过两个及两个以上孩子者，女方年龄不满40周岁，不论孩子是否在现家庭中生活，都必须有一方落实绝育措施。但夫妻双方有手术禁忌症的，可以采取其他有效的避孕措施。
夫妻生育第一胎孩子为双胞胎的，小孩满5周岁前女方必须采取放环措施，5周岁以后夫妻必须有一方落实绝育措施。但夫妻双方有手术禁忌症的，可以采取其他有效的避孕措施。
第二十八条 严格执行节育手术常规和手术登记制度。经县以上节育手术鉴定小组鉴定确认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给予积极治疗，医疗费参照国家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医疗保健单位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单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卫生或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查、认定具有施行节育手术的设备；
（二）施行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必须经过专门技术培训，持有《节育手术合格证》的。
个体行医人员不得施行计划生育节育手术。
第三十条 夫妻一方初婚时达到晚婚年龄的一方，可享受晚婚假；双方初婚时达到晚婚年龄的，双方可享受晚婚假。
男方享受男护理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评奖。
第三十一条 已婚女职工虽然在24周岁以上生育第一胎，不符合生育规定的不得享受晚育假，也不给予男护理假。
第三十二条 初婚夫妻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或再婚夫妻一方未生育而另一方原只生育一个孩子，再婚后不再生育的，或夫妻终身未育依法收养一个孩子的，均可申请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
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需由夫妻申请，属职工和城镇居民的由所在单位核实签署意见，县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发；属农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签署意见，县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发。
第三十三条 从申请《独生子女优待证》之日起至14周岁的独生子女，每年或每月发给保健费，具体标准由各县、市自行规定，保健费由其父母所在单位各付一半；农民、渔民和无固定职业的城镇居民，由乡（镇）、市辖区人民政府统筹解决，不足部分从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开支；个
体工商户从业人员，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列支，但乡（镇）、市辖区人民政府已从个体工商户收入提取集体提留费的，从提留费中发放。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独生子女的其他奖励和优待办法。
第三十四条 《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中“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职工，不包括下列情形：
（一）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后又收养一个孩子的；
（二）再婚后，夫妻双方有子女总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中“终身无孩”的职工，不包括终身未育而收养一个孩子或终身不婚的职工。
《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中“符合生育二孩条件，自愿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职工”，是指1982年11月25日以后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职工。
第三十五条 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
对计划生育工作有特殊贡献个人，由所在单位或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提请有关部门给予记功、提薪或晋级等奖励。
第三十六条 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应该放环而经教育仍不采取放环措施（有放环禁忌症者除外）的，由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并督促其落实放环措施。
第三十七条 计划外生育费或罚款原则上一次交清，有困难的，可分期或限期交付；逾期不交付的，可用非生产性实物抵偿。
第三十八条 婚后八年不育，依法收养一个孩子并领取了《独生子女优待证》后，未经批准又怀孕或生育的，按计划外怀孕或超计划生育处理。
第三十九条 离婚、丧偶和独生子女、超生子女死亡的，对其原来的奖励和处理，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夫妻离婚或丧偶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由抚养孩子一方所在单位负责。再婚后的夫妻双方原有子女总数两个以上的，从再婚次日起停止享受独生子女优待，同时交回《独生子女优待证》，过去已享受的独生子女优待不再退回；
（二）如违反计划生育被处理，属夫妻离婚的，各自所受行政处分不变，罚款或计划外生育费未交清的继续交清，双方承担的数额应协商解决；属丧偶的，原罚款或计划外生育费未交清的部分可减半交付；
（三）独生子女死亡的，从死亡次月起停止原享受的优待；超生子女死亡的，其父母因超生所受行政处分不变，计划外生育费已交部分不退回，未交部分不再交付。
第四十条 收养孩子，必须由收养人提出申请，经村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或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县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具证明，再由公证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公证手续。
第四十一条 各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和本细则，制定有关奖励和处罚的具体措施，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十二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已明确了的，按“条例”办理。
第四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经1997年12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1996年3月17日行政处罚法公布前自治区人民政府（含省人民政府、省人民委员会）制定的136件政府规章进行了全面清理。经清理，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修
改政府规章32件，废止政府规章42件，保留政府规章62件。
为此，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199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3号）进行修改：
（一）第三十七条修改为：“计划外生育费或罚款原则上一次交清，有困难的，可分期或限期交付；逾期不交付的，可用非生产性实物抵偿。”
（二）第三十九条修改为：“离婚、丧偶和独生子女、超生子女死亡的，对其原来的奖励和处理，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夫妻离婚或丧偶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由抚养孩子一方所在单位负责。再婚后的夫妻双方原有子女总数两个以上的，从再婚次日起停止享受独生子女优待，同时交回《独生子女优待证》，过去已享受的独生子女优待不再退回；
（二）如违反计划生育被处理，属夫妻离婚的，各自所受行政处分不变，罚款或计划外生育费未交清的继续交清，双方承担的数额应协商解决；属丧偶的，原罚款或计划外生育费未交清的部分可减半交付；
（三）独生子女死亡的，从死亡次月起停止原享受的优待；超生子女死亡的，其父母因超生所受行政处分不变，计划外生育费已交部分不退回，未交部分不再交付。”
本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6年4月27日
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著作权法 著作权限制 价值构造 利益平衡
内容提要: 著作权限制可以理解为著作权人享有之专有权利的例外。著作权限制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从法理学视野看，它是基于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一致的考虑; 从著作权法价值构造视野看，是基于实现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考虑; 从经济学视野看，则是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从著作权制度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著作权限制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安排，成为均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砝码。


国外学者指出: 著作权法赋予作者以独占权，旨在鼓励作者创作，并加以流传散布; 另一方面，限制著作权，以使社会大众适当地接触、使用前人的著作，加值开发，提升学习、创作水平。[1]这一观点体现了著作权法通过建构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机制来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以下将从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入手探讨这一问题。
一、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
著作权限制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人对著作权作品的利用可以不受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制约，既可能是不需要取得其授权和支付费用，也可能是虽然需要支付费用，但不需要取得其授权等形式。著作权限制可以理解为著作权人享有之专有权利的例外。如郑成思教授指出: “知识产权限制是指有的行为本应属于侵犯知识产权人权利的行为，但由于法律把这部分行为作为侵权的例外，从而不再属于侵权。在有些国家的法律中，把权利限制称为专有权所控制的行为之例外”。[2]
著作权限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例如，德国著作权专家雷炳德将其分为因个人使用目的方面的限制、为文化经济而进行的限制以及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限制。胡根霍尔茨针对数字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将其分为促进基本自由的限制、公共利益限制和市场失灵限制等三种类型。从立法模式来看，则有封闭式立法模式和开放式立法模式之分。前者限于在规定的范围内解释，不能进行扩张解释和类推。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模式规定的权利限制与例外有详细的适用条件; 后者则仅规定总的条款用以判断使用作品的行为的合法性，至于具体的行为是否符合权利限制的条件则需要个案分析，如为个人使用而制作复制品是否属于可以豁免的行为需要经过合理使用标准的测试。[3]
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可以从以下不同角度加以认识。
1． 法理学视野: 基于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一致的考虑著作权限制典型地体现了公平正义价值。从利益的角度考察，可以将著作权限制视为作品权益在著作权人和作为一般公众的广大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和调整。从分配正义和公平、正义价值观看，著作权限制体现了作者创作的作品在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传播者之间进行的利益分配和协调，体现了著作权法所追求的分配正义，实质上也反映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观。特别是作者的创作离不开他人的素材、离不开全人类长期的知识积累，巨大的社会资源是其从事知识创造的源泉。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它既是个人智力劳动成果，也包含了对同代人和先辈智力成果的吸收，打上了社会产品的烙印。基于此，著作权人不能对其作品的利用和传播进行绝对的控制，在一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社会公众利用其作品。换而言之，著作权法对其著作权保护不应是绝对的，而应考虑社会公众从其作品中获得必要的利益，如增进知识和学问、获取思想与信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施义高指出: “版权能与客观形态的不断发展———乃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初非著作权人努力所及，诸如著作之播送权，设无广播器等电子设备之发明，著作人可得有著作播送权? 又如，设无摄影机之精良，著作人安得有摄影版权? 设无印刷之长足发展，则文学著作之重制权将微不足道。然则，电子设备、摄影机、印刷发展均非著作权人个人力量所及，是则版权能之扩展，按情理亦不应当由著作权人永久而无限制独占，其理至明。”[4]从权利与义务一致的角度看，著作权人在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一定的社会义务。这种社会义务主要体现为在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利用其作品。
著作权的限制则体现了著作权法对作品使用者法定利益的保障，是因作品而产生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使用者的机制。如在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 案中，法院认为限制授予( 著作权) 作为实现公共目标的重要的手段，旨在促进作者和发明者的创造性活动，并在有限的专有权届满后，允许公众接近他们的智慧产品。之所以需要将作品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使用者，是因为需要满足著作权法的公平价值目标: 正如前面指出的，作品的创作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任何优秀作品的产生是建立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看，作品的诞生不仅是作者智力创造劳动的结晶，也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和社会的共同财富，它不能由作者等著作权人完全独占，而应当保障作品由社会公众适当地接近。因此，“知识财产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作为独占权利为个人所有，受到法律限制的利益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财富”。[5]
另外，任
何一种法律制度的运行是有成本的，著作权法亦不例外。著
作权保护在给社会带来一定利益的同时，也施加了社会的必
要成本。从维护著作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均衡的
角度来说，授予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也应当受到限制，它不应
妨碍到社会所需要的对作品传播和利用而产生利益的
实现。
[6]
2． 著作权法价值构造视野: 基于实现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考虑
从著作权法之基本宗旨考虑，确保公众参与文化生活，分享思想、知识和信息，增进公共利益是著作权限制的重要理由。著作权法本身具有实现社会目的功能，这在著作权限制中表现更为明显。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解释德国《著作权法》第 52 条: ……在合理范围内所有权人必须容忍那些维护和促进社会共同生活所必要的限制。[7]
著作权法需要保障公众分享负载作品的思想、知识和信息，方便公众接近作品，以此才能广泛地参与文化生活，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推动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上述目标甚至可以从确保文化教育方面的基本人权的角度加以认识: 分享思想、知识和信息，方便地接近作品，是落实公民文化教育权这一基本人权的必要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第 27 条规定: 人人有权自由地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人人对其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从《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看，知识产权被赋予了人权的禀性———知识创造者对其创造性劳动成果享有受保护的专有权利，社会公众为了其自身发展也享有分享他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的权利，这两项权利都是国际社会所确认与保障的基本人权。还如，《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赋予知识产权以人权属性。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也引用《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人权宣言存在一个广义的界定，承认“保护作者的任何由科学、文学和艺术产品带来的道德和物质利益的权利”受到“共享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利益……的权利”的制约与平衡。该报告进一步认为，“以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创作者的独占权为一方，以广泛传播知识的社会目标为另一方，作为两者平衡的一部分，国际著作权规则允许各国对防止非作者使用和在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的复制设置限制”。报告显然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共享、知识传播之间的均衡关系。
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甚至被视为人权的范畴，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手段。可以认为，著作权的人权意义，既包含了对作品这一知识财产的专有性质的保护，也包含了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合理分享与利用。著作权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与其有助于实现“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社会文化自由和科学进步”等人权具有内在的联系。换言之，著作权保护是激励知识创造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知识分享的基本前提。从著作权的人权属性看，著作权法需要解决好著作权人利益与使用者、传播者之间的关系，兼顾各方的利益以实现知识财产的合理分享。[8]由于著作权是一种控制和限制作品自由利用的法律机制，为了保障上述公民基本的文化教育权等基本人权的实现，需要对其施加必要
限制。
著作权保护显然不是仅仅考虑为著作权人谋福利，而是必须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特别是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设计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制度构成上，权利的限制制度是公共利益在版权法上的直接体现。权利限制制度构建了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利益平衡机制，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权利制度体系。[9]确实，公共利益也是实现著作权法价值目标的重要内容。著作权限制体现出的公共利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从尊重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权来解释，这种限制通常有引用权、滑稽模仿权、漫画权、报刊摘编权、模仿权等例外; 其二是与公众利益相吻合，这种限制适用于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构，旨在满足社会对作品的自由使用; 其三是应对市场失败的一些例外，如私人性质的复制。[10]在私人复制情况下，由于其具有非商业性，在传统的复制条件下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不大。允许这种为个人目的而自由使用他人作品的形式，有利于增进社会利益。
3． 经济学视野: 基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败的考虑
著作权保护的经济理性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商品，这些商品创造了市场失败、外部性和适当性等问题。从法律经济学分析方面看，由于著作权法的目标是为对于公众具有价值的作品的创作提供激励，著作权法应该保护这种作品中对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11]
著作权法的经济逻辑表明，
除了关注成本和利益的问题外，也与市场效率具有密切联系，并且更加需要考量市场效率。在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中，用市场的经济回报来激励对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在这种机制中，著作权法允许并鼓励作者对其作品的商业化，而作者从作品商业化中获得潜在或现实的利润则是刺激作者创作作品经济上的重要动因。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作者只有在从作品中获得利益大于创作的各种成本时才有动力从事创作活动。换言之，当创作的成本高于个人获得的利益时，新作品的创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著作权法建立类似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垄断控制形式，为作品的创作及向社会公开提供了经济上的动力。这种作为对进一步的智力创造的激励，也可以看成是著作权保护的利益，看成是著作权保护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是实现知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最佳经济效益的保障。在经济学上，作品是具有非独占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这一特性决定了他人使用不用支付作品创作的成本而免费地获取与使用，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大量搭便车行为出现，从而减损作者的创作动机，使社会知识资源总量造成损失。同时，由于著作权表现为限制、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利用和传播著作权人之作品，赋予独占性的著作权也会使公众接近、使用和传播知识、信息受到阻碍，这样将降低知识资源的利用价值，并最终影响著作权人的经济效益，因为著作权人之著作财产权实现很大程度建立在对其作品的传播和利用上，其自身受到多方面条件限制难以践行。这样，作为制度设计和安排，著作权立法需要找到一种既能激励作者创作和作品传播，又能保障负载作品的思想、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传播与利用的法律机制。对于著作权以适当限制，则可以实现上述两方面目标。著作权限制反映了在一定情况下著作权人对其专有权利的必要让度，节省了交易成本，使著作权作品更加有效率地发挥其价值功用。而且，作品作为著作权的客体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该公共产品属性也是著作权保护之公共利益的源泉。正如有学者指出: 如允许自由接触、散布、复制，以现代科技为传播媒介，可以促使信息广为传播与扩散，共享人类文化资产。但这样会损害作者的创作诱因，难以达到以财产权创造资源有效利用的诱因。这样，如何避免著作权之授予与社会大众接触，利用著作权产生外部效用，并降低其交易成本，即著作权设置于限制之经济合理性。[12]
二、著作权限制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基本制度安排
从著作权制度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权利限制的前提是权利的充分保护，这是因为确保公众能够获得作品的前提是存在大量的为社会公众需要的作品，这就需要通过激励作者创作来实现，而在著作权法中激励作者创作的重要机制则是对作者作品予以充分保护。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保护与权利限制因而是并行不悖的。没有权利限制，著作权法确保公众接近作品的目的将无从实现。权利限制成为实现对创作者的激励与公众接近之间平衡的机制。[1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多数版权立法拟订时都考虑在创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独占权与不受作者专有权限制而能自由获取这些作品的社会需要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就版权法律而言，关键是要尊重各方利益的‘平衡’。只有法律赋予作者对其创作享有独占权时，‘利益平衡’才能实现。法律赋予作者对其创作享有独占权一般都附有例外和限制。”[14]
从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著作权限制是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制度安排。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指出: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时相互一致，有时相互冲突”。[15]著作权限制反映了著作权法对公共利益的重视和保障。在著作权法中，促进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并体现人类知识文化资产，而满足这一公共利益的手段及信息自由，而其实质内涵即信息自由接触、利用、传播、散布与流通。[16]
著作权限制是维护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甚至在整个知识产权法领域，权利限制也是维系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价值构造的基本内核。正如有学者指出: 对于知识产权的限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立法冲动，而是构建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围绕知识产权的各种利益平衡。且利益平衡反映在知识产权制度上的一个表现，就是既要充分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赋予权利人丰富多彩的内容，并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又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对知识产权给予必要的限制。[17]
在知识产权理论中，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种所谓“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即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应被改造为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知识产品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权。为实现这一新的权利构造模式，需要弱化知识产权人禁止实施权的功能，以便于知识产权人以外的人能更有效地利用智慧创造物，然后通过利益分享的形式使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品使用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各得其所，并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18]这一理论也可以很好地用于理解和阐释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在著作权法领域，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是以著作权人对其专有权利作出适当的让步来是实现的，而这在著作权法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就体现于对著作权进行适当限制。
著作权限制成为均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砝码。适当的限制既能够保障对创作、传播作品的激励，又能满足公众对作品的合理需求。法律对于作品著作权和作品本身之间作出的区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著作权不过是一种垄断权，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为作者带来利益，也必须考虑和保障作品使用者利益。在著作权限制过少的情况下，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专有权就会加强，从而危及公众对作品的正常接近，损害作品使用者利益。反之，著作权限制过于严格，则会使著作权人对作品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其创作积极性，最终不利于实现著作权法的文化政策目标。显然，著作权限制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限制标准和程度，以实现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版权是作者利益与使用者( 亦即社会) 利益之间的一种妥协。并且，这是一种暂时的利益平衡。这种体系并非以单个作者为基础。社会之所以授予作者专有权，是因为社会需要从中得到好处。正是通过例外和限制这种平衡才能得到实现”。[19]



注释:
[1]Lyman Ray Patterson ＆ Stanley W． 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nser’s Right 198 ( 1991) ; 转引自引自蔡惠如著: 《著作权之未来发展———论合理使用之价值创新》，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289 页。
[2]郑成思: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权利限制》，《法学》2004 年第 9 期。
[3]张今著: 《版权法中私人复制问题研究———从印刷机到互联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第 108～ 112 页。
[4]施义高: 《国际版权法制析论》( 上册)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第 81 页。
[5]吴汉东: 《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 ＜ 知识产权协议 ＞ 和 ＜ 世界人权公约 ＞ 为对象》，《法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
[6]冯晓青著: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