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时间:2024-07-03 15:41:2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713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3月21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8年7月15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五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六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
第二条 自治县是云南省西南部的边疆县,是拉祜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佤族、哈尼族、彝族、傣族、布朗族、回族、白族、景颇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勐朗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自主地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充分发挥地处亚热带、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因地制宜,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改善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山区实行放宽政策、减轻负担和扶持帮助的方针,使之尽快脱贫致富。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民族政策的教育。发扬各民族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团结互助、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增强各民
族的自信心和自立、自强精神,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改革妨害民族兴旺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各族人民加强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经济罪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禁止杀双胞胎、赶“琵琶鬼”、吸食鸦片和
其他毒品等危害各族人民的违法行为。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的合作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作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企业、事业单位、各社会团体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执行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拉祜族成员所占比例应与其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并且应当有拉祜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拉祜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拉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的比例要逐步达到三分之二。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中,至少配备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其他工作人员中,要尽量配备拉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转变职能,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发扬边疆民族工作的优良传统,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以权谋私,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拉祜语、汉语和汉文。根据需要同时使用拉祜文。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拉祜族的人员。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通用的汉语审理和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法律文书使用汉文,根据需要同时使用拉祜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发展亚热带作物、经济林木及其加工业为重点,农、工、商、运协调发展的方针。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农业生产要在保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茶叶、甘蔗、紫胶、水果、南药等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长期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要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巩固、充实、配套、提高的过程中,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要重视发展重点户、专业户,促进社会分工,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坚持固定耕地,鼓励和指导农民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开水田,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土地的管理,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自留山、责任山和宅基地属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律的规定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批准,不得
改作非农业用地。
个人和集体承包使用的土地、林木、牧场、水面的经营权和经营成果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土地,国家或者集体有权收回调整。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加强保护现有的森林资源,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各种经济林、用材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和防护林。绿化荒山,有计划的封山育林,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
以林业生产为主的乡、民族乡,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不定购粮食,公粮折征,并且可以用林副产品换购粮食。
责任山由承包者长期经营。农村居民在自留地、自留山和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和转让,产品自主处理。开放苗木、花卉市场。
根据采伐量要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采伐林木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经过批准,坚持凭证采伐、凭证流通。
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加强水土保持。
按照统一规划、联片种植,谁种谁管、收益归己、长期不变的原则,提倡专业队承包管理。鼓励和扶持农民建设经济林园、水果林园和速生薪炭林园,增加农民的林业收入。
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的动物、植物资源。按照国家规定,严格保护珍贵稀有的动物和植物。
坚持依法治林,严禁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严防山林火灾。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扶持农村发展以私有私养为主的畜牧业。加强草山牧场建设。实行科学饲养,逐步改变野放野牧方式。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产品运销等服务体系,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充分利用河流、水库、坝塘等水面资源,大力发展以渔业为主的水产养殖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自治县的自然资源。
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由自治县优先合理开发利用。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优惠政策,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兴办企业,开发资源。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监督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凡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作出规划限期治理。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达不到要求的不得试车投产。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以加工业、采矿业、建筑建材业为重点,有计划的发展煤炭、水电等能源工业和农机修理业。积极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工业和手工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指导集体和个体依法开矿。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资源和市场需要,贯彻执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大力发展以户办、联户办为主的乡镇企业。并在税收、信贷、物资上给予照顾,在技术指导、经营管理和产品运销上给予帮助。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在国家扶持下,用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办法。加速县乡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大力发展民间运输。同时加速城乡和边远山区邮电通讯网的建设。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从实际出发,深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实行开放式、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合理设置商业网点,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经营,并在原料、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扶持农民经商,发展集市贸易,发展个体运销户和合作商业。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它土特产品。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生产性和开发性的基本建设项目,逐步增强经济上的自我发展能力。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城镇和村寨建设。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环境优美、清洁卫生的城镇和村寨。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自主地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国家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款,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也不得抵减正常的经费。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财政预算,自治县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各项投资的效益。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应追究责任。

第五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智力开发,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自主地规划、管理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要按发展商品经济的实际需要,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促进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和法制教育,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提倡勤工俭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分阶段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首先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中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同时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努力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半文盲。有民族文字的地方,可以用本民族文字扫盲。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在贫困地区努力发展和办好寄宿制、半寄宿制和以助学金为主的民族小学。继续办好民族中学和职业中学。
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有当地通用的民族文字的实行双语教学;没有民族文字的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办好师范学校和教师进修学校。重视组织教师的在职学习和进修,重视本地少数民族教师的培养。组织小学教师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建立一支在质量、数量上和专业结构上适应需要的、稳定的教师队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维护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对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或双语教学有显著成绩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用于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努力做到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及其公用部分逐步增长。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指导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在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统一管理下,举办各级各类学校。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捐资助学、自愿献工献料,改善办学条件。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坚持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根据自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完善农村科技网,重点做好粮食、茶叶、甘蔗、紫胶、水果、南药、畜牧业和林业等先进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组织科学技术部门无偿或者低偿对贫困山区的各族人民提供生产、生活迫切需要的适用技术服务,做好科技扶贫工作。鼓励科技人员直接到生产和经营部门进行技术承包。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科学技术培训中心的建设。积极开办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培训班,对回乡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基层干部和专业户进行适用技术培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对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技术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影、电视和图书事业。加强文化馆、站、室的建设。鼓励集体和个人兴办文化事业。积极扶持和指导业余文艺团体,广泛
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发展边沿地区和贫困山区的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做好拉祜语配音的电影、录像的译制工作。
积极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编写地方史志。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中西医结合,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的防治和边境检疫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对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学的发掘、整理和应用。保护和发展药材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努力培养当地少数民族的医务人员,稳定和发展乡村医疗卫生队伍。按照国家规定,鼓励集体办医,允许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取缔巫医和不法游医。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发展妇幼和老年保健事业。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边沿地区和贫困山区确有困难的农民,实行减费或者免费医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加强药品的监督管理,取缔假药、劣药。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积极稳妥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禁止近亲结婚。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改善城乡体育设施,发展体育事业。重视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六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培养各民族的干部,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培养各种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逐步建立一支各民族的专业技术队伍。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要统筹兼顾城镇和农村,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的总额中,可以确定从农村招收的比例。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主要在自治县内招收,并且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干部、职工的培训工作。办好民族干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并且有计划地选送干部、职工到内地学习和进修。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挥外来干部、职工的作用,并且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各类专业人才,为自治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干部、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在职人员安心边疆建设。在国家规定的原则下,对长期在自治县工作的外来干部、职工,在离休、退休待遇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各民族人民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特别要注意增强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各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自治县内民族乡和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照顾他们的特点和需要,培养和任用他们的干部,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对于能够熟练掌握当地通用的两种文字或者三种语言的干部、职工,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互相通婚的自由。他们未成年子女的族别由父母双方商定,子女成年后的族别自主选定,族别选定后不得任意改变。
第五十六条 每年4月7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自治县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条例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1988年7月15日
何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纠纷/刑事纠纷/犯罪/刑事案件
内容提要: 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具有外延闭合性、解决的严格规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状态等特征。刑事纠纷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但又有密切联系。刑事纠纷可以按照关系的不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能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纠纷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协调关系,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产生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民事法领域内民事纠纷的存在及其称谓已获广泛认可和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同,在刑事法领域内,由于涉及国家追诉犯罪与刑事法律的特殊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未得到确立,刑事司法制度以国家与被追诉者的对抗为主线,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中心,解决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尚未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重点。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活动。[1]刑事纠纷理应作为与犯罪、刑事案件等并列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刑事司法制度也应当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作为重要任务。鉴于此,笔者拟对刑事纠纷这一概念进行解析,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功能提供理论上和基本范畴上的支撑。

一、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

犯罪是刑事法律的核心概念,刑事法律围绕犯罪而建构,刑事法律与民事等其他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刑事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是犯罪这一被定性为侵害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法视野下的行为是一种“较高级别”的行为,并非所有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都会进入刑事法的视野,只有影响范围达到一定广度且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刑事法的规范和调整。

在民事法领域,民事侵权等非犯罪的“较低级别”的行为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民事纠纷或内含着民事纠纷,而犯罪这种“较高级别”的行为中是否内含着刑事纠纷则不能简单作答。笔者认为,对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应当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不应盲目否定其存在。下面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

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酒后驾车回家,在地下车库见自己的车位被被害人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占用,便通过保安寻找被害人未果。于是,王某、李某拿了一支口红,在车辆的前、后挡风玻璃及右侧窗玻璃上用口红涂写了侮辱性的文字。同时,李某用其手表带上的金属搭扣先后顶住两只前轮的气门芯,将轮胎气放掉,随后,又脚踢车辆的左前门。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致使该车的左后尾灯、发动机护板、车门、引擎盖、保险杠等部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两人的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2]

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故意损坏被害人的车辆,而损坏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程度后就构成了犯罪,之后如何进行刑事诉讼定罪量刑都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进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个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就能发现一些刑事法律关系之外的要素。首先,犯罪嫌疑人回家后发现车位被占,导致其车辆无处停放,犯罪嫌疑人此时即对被害人产生了怨恨的情绪,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但此时的不协调关系仍是单方面的。之后,犯罪嫌疑人寻找被害人未果,心中的怨气逐步郁积,加之喝过一点酒,便产生了报复被害人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当被害人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破坏后所产生的受害情绪和对破坏者的愤恨使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成为一种双向的关系。最后,被害人报案和公检法机关的介入使这一事件正式进入国家刑事法的视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演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本案中犯罪的发生起因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正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前提。其次,破坏车辆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有了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使这一纠纷的影响扩大。再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在公检法机关介入后并不因为国家承担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转化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纠纷或归于消解,相反,这一纠纷仍会时时出现在国家处理犯罪的过程中并有可能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完结后仍然存在。可以认为,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中都可以寻觅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纠纷的影子,纠纷与刑事案件相生相伴,但未必同时终结。

换一个角度,假设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车辆的破坏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只是一个民事侵权,此时未进入刑事法视野的这一事件中存在的纠纷与事实上构成犯罪后的纠纷又存在多大的区别呢?恐怕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被害人毕竟不会在破坏行为构成犯罪时才对犯罪嫌疑人心怀怨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些案件中,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较高级别”的犯罪,还是“较低级别”的民事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些案件中,刑事法视野中的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其实共性大于异质。

二、刑事纠纷的界定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已经为刑事纠纷在刑事法视野下的客观存在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例证,需要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刑事纠纷的概念。刑事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其界定应当体现出纠纷的属性和其受到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之处。笔者认为,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

(一)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始终有其固守的领域,在纠纷这一芜杂庞大的集合体中,存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领域。一个纠纷是否受到法律的规范关键在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否为法律所调整,没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主体间的不协调关系不是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必须以犯罪为外在表现形式。犯罪的概念有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的区别:前者以具体、直观的实定法为标准,即将违反某一具体的《刑法》的行为视为犯罪;后者以抽象的、隐含的理论为标准,将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视为犯罪。对于刑事纠纷而言,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犯罪理应采取形式概念,即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定《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之所以从形式上限制刑事纠纷的范围,是因为研究刑事纠纷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接刑事司法程序,而未为某一特定时空的《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是无法进入该特定时空的刑事司法程序的。

另外,由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等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时的最后判断,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最初接纳的都是“疑似”为刑事纠纷的纠纷。这些“疑似刑事纠纷”的发展演变按照其所依附的行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定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构成犯罪,则依附于这一行为的“疑似刑事纠纷”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纠纷;(2)一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但由于各种因素而非罪化处理,例如被酌定不起诉,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刑事纠纷的所有要素,可以将其称之为“准刑事纠纷”;(3)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就只是民事或其他纠纷而非刑事纠纷;(4)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存在或非加害人所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刑事纠纷。以上四种情况中只有前两种可称之为刑事纠纷。

(二)刑事纠纷的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加害人——被害人是刑事纠纷最原初和最基本的结构。在国家承担追诉犯罪的责任之后,刑事纠纷的主体是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国家的参与并未改变刑事纠纷主体的二元结构,刑事纠纷的主体仍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首先,国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内含了国家的意志,国家正是通过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来将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犯罪并纳入刑事司法制度予以处理的,因此,国家应当是刑事纠纷的评价者和判断者,而不应该是被评价和判断的刑事纠纷的参与者。一般说来,社会、国家通常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一般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负有维护责任的抽象主体。在对冲突进行法律评价的过程中,社会、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从来都是评价的根据和出发点,而不是评价的对象。即便是在直接侵害社会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也不能把国家视作法律意义上的冲突主体。[3]纠纷主体应大致处于对等的地位,如果将国家视为纠纷主体,无异于允许纠纷的一方按照其单方所制定并体现其单方意志的规则来处理其与另一方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结构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其次,不能以犯罪侵犯国家利益为由将国家视为纠纷的主体。诚然,国家需要通过追诉和惩处犯罪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并实现一些内含在刑事法律内的价值目标,但国家的这种利益应当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作为纠纷主体的利益。如果说加害人和被害人可以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自私自利”地单方面争取己方的利益,国家则需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考虑整体的利益。因此,国家在对犯罪作出处理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不能推出国家是刑事纠纷主体的结论,相反,由于国家的这种利益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反而证明了国家应当超然于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纠纷主体结构。

最后,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有可能导致国家“偷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制度忽视被害人利益。如果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并以国家——加害人之间的纠纷取代加害人——被害人之间的纠纷,被害人将在失去刑事纠纷主体地位的同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边缘化。事实上,国家既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的主体必将使刑事司法制度偏离其最初的加害人——被害人的基本结构。这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可见一斑。如果说传统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的话,那么,传统刑事诉讼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以至于无论是在对抗性司法模式还是在公力合作模式中,被害人都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弃儿。[4]

刑事纠纷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那么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刑事纠纷?笔者认为,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不存在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考虑到被害人一方面的缺失将导致刑事纠纷结构上的解体,从而使研究刑事纠纷的目的——解决刑事纠纷失去了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理论上归类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侵犯了某些具体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而产生了具体的被害人时,则会产生相应的刑事纠纷。另外,在一些危害特定区域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犯罪中,例如纵火、投毒等等,由于其侵犯的是特定范围内个体的利益,因此也有刑事纠纷存在。

(三)刑事纠纷是单一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种类日益增多。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数量角度来说,犯罪逐渐从最原初的一个加害人和一个被害人的形式发展出一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或一个被害人多个加害人的形式,甚至多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的形式。对于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的犯罪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的情况,刑事纠纷与犯罪则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犯罪可以对应多个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考虑到刑事纠纷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多名加害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同加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即使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被害人对不同的加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觉进而产生不一样的刑事纠纷。在被害人多人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有效解决纠纷的角度,将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视为一个整体并作为刑事纠纷的主体是不科学的,刑事纠纷是指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审批问题的决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审批问题的决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2年3月2日辽宁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决定,对于延长办案期限后仍不能办结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经过逐级上报,分别由省人民检察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再适当延长办案期限的规定,为做到及时审批,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定,授权由省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讨论批准。



1982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