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


太原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

(2007年8月23日太原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7年9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和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户外广告设施是指：
（一）利用公共、自有或者他人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场地及其空间设置的招牌、路牌、站牌、广告牌、指示牌、电子显示牌（屏）、牌匾、灯箱、霓虹灯、宣传栏、画廊、实物造型等；
（二）利用公共、自有或者他人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场地及其空间设置的临时性彩旗、条幅、气球等。
第四条 利用交通工具外部设置、绘制、张贴广告的行为应当纳入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范围，实行统一管理，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五条 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场地及其空间、交通工具统称为阵地，依附阵地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统称为户外广告设施阵地，户外广告设施阵地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
第六条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符合城市的风貌、格局和区域功能、道路特点，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七条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应当符合安全、节能、环保的要求。户外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健康、文明。
第八条 市规划行政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的管理工作。
县（市）规划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的管理工作。
工商、建管、市容环卫、市政、园林、财政、物价、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做好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的管理工作。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十条 市规划行政部门会同工商、市容环卫、市政、园林、供电等有关部门编制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的户外广告设施阵地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市）规划行政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户外广告设施阵地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二）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
（三）妨碍生产或者人民生活、危及公共安全、影响道路畅通、损害市容市貌的；
（四）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公共教育文化场所和名胜风景点的建筑控制地带；
（五）利用行道树、古树名木的；
（六）利用危房及其他可能危及安全的建筑和设施的；
（七）市、县（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利用公共阵地设置的经营性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有偿使用。
利用自有或者他人所有阵地设置的经营性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经阵地所有人同意并与规划行政部门签订协议后，其使用权公开出让，有偿使用。
利用公共、自有或者他人所有阵地设置非经营性户外广告设施阵地，应当经规划行政部门批准，其使用权协议出让。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权出让所得，扣除成本后全额上缴财政。
第十三条 公交站牌、候车廊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由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四条 规划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权公开出让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规划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协议出让的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五年，电子显示牌（屏）一般不超过八年。期满需延长的，应当于到期前30日内向原审批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公开出让的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期限按照公开出让时确定的期限执行。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期满后，设置人不继续使用的应当自行拆除。
第十六条 举办大型文化、体育、公益活动或者举行各类商品交易会、展销会等活动，需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的，应当经规划行政部门批准，并于活动结束后自行拆除、清理。
第十七条 设置人应当对户外广告设施阵地进行日常维护和安全检查，保持其安全、整洁、完好。
有灯光照明设施的广告牌、霓虹灯等，应当在规定时段内开启灯光照明设施。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划设置一定比例的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批准的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不得发布商业广告。
第十九条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期间，因公共利益需要，需临时发布公益性广告的，设置人应当按照与规划行政部门的约定发布。
第二十条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空置超过二十日的，设置人应当发布临时性公益广告。
第二十一条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期间，因城市建设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需拆除的，由规划行政部门书面通知设置人拆除，有关受益人应当返还未使用期间的出让金，并给予适当补偿；逾期不拆除的，由规划行政部门组织拆除，拆除费用由本级人民政府承担。
第二十二条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到规划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户外广告设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规划行政部门自收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申请后，应当在20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发给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理由。
第二十四条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按照批准的地点、时间、规格、设计图、效果图实施，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五条 依照规定获得的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权不得擅自转让；确需转让的，应当向规划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户外广告设施自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设置的，应当向规划行政部门办理延期手续；逾期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户外广告设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失效。
第二十七条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竣工后，规划行政部门应当参加竣工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使用。
工程质量的验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规划行政部门应当对户外广告设施阵地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户外广告设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户外广告设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设置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的，由规划行政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户外广告设施阵地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又不办理延期手续的，由规划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拆除。
第三十一条 规划行政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后，设置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责成规划行政部门强制拆除。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规划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转让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使用权的；
（二）对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不进行日常维修，影响其安全、整洁、完好的；
（三）户外广告设施阵地空置超过二十日，设置人未发布临时性公益广告的。
第三十三条 户外广告设施阵地发生倒塌、坠落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设置人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四条 拒绝、阻碍有关行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规划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规划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修改后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该法第284条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不过,对于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前发生的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病人,是否可以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实践中有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实行强制医疗。理由是,实行强制医疗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及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应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种意见认为,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是对实体法而言,从实体法的角度看,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8条第1款就作出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刑诉法修改只是对本款规定如何落实作出了程序性规定,不能因为这一程序性规定出台晚就否定其对刑法已有规定的适用性。这种情况就像“两高”有关刑法条文的司法解释,虽然出台在刑法条文之后,但通常其效力自然上溯到它所对应的刑法条文的生效时间。因此对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病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在法律溯及力问题上不存在障碍。

　　笔者认为,从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看,对危险精神病人“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是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项选择性权力,是否对行为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关键在于对刑法第18条第1款“在必要的时候”的认识。具体到个案时,关键在于确定行为人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的大小。如果经调查和法定程序鉴定,行为人没有康复,其家庭或监护人又缺乏必要的监护能力,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很大,就有必要对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反之,如果经法定程序鉴定行为人确已康复,就没有必要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精神病人曾经发生过的危害行为,无论是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前还是之后,都是证明其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证据,而不宜作为判定强制医疗程序能否适用的时间尺度。

　　我国立法法第84条有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据此,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存在溯及力问题。

　　由此看来,第一种意见认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不具有溯及力的理由是成立的。虽然强制医疗程序本身作为刑诉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明显属于“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但此“特别规定”与立法法第84条所说的应当“除外”的“特别规定”是两个概念,后者是指一部法律中专门就本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受“不溯及既往”原则约束而作例外处理的规定,刑诉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形。

　　但是,第二种意见是实践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虽然缺乏法律依据,但从法律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出发,也能找到其明显的合理性。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从旧是原则,从新是例外,如果一定要适用新法律,那么就要求法律对行为人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从轻也就是从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行为人在作案后到治愈之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持续的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应着重考察其监护、治疗条件。如果没有保障,将其纳入强制医疗并不是“翻旧账”,也不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一切应依据其社会其危害可能性或者说社会危险性而定。

　　如果以新法不具有溯及力为由对这些人放弃利用强制医疗手段,将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层面上,是无法从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相反,会弱化法律应有的威慑力,还可能助长部分真正的犯罪分子利用装精神病逃避打击的侥幸心理,其弊端十分明显。

　　通过强制医疗程序将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经鉴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以后,再让其回归社会,不仅能降低其社会危险性,提高周围群众的安全感,同时也能够减轻那些生活困难的精神病人家属的负担,更能让精神病人得到较好的医疗救治和管护,避免精神病人遭受虐待、非法拘禁、遗弃等。既然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对此类当事人有利,适用新规定就符合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

　　(作者单位: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