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保障局市总工会关于厦门市职工技术比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保障局市总工会关于厦门市职工技术比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厦府办〔2010〕79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为了提高我市职工整体技术水平，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产业队伍，并为今后我市职工技术比赛提供管理依据，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市劳动保障局、市总工会制定的《厦门市职工技术比赛管理办法》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一O年四月十六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职工技术比赛管理办法
市劳动保障局 市总工会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产业队伍，进一步发挥职工技术比赛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省总工会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展职工技术比赛活动的方针是检验我市技术工人队伍的技能水平，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推动广大劳动者努力钻研业务技术，不断提高职业技能水平。比赛活动必须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劳动竞赛委员会组织构架
第三条 厦门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竞赛委员会，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委员会主任，各区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工会、相关行业协会为成员，负责全市职工技术比赛工作。各区政府成立相应区劳动竞赛委员会，负责区级职工技术比赛工作。
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负责日常工作，由市总工会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由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职能处室负责人担任。办公室根据全市经济发展，提出年度比赛总体工作计划，负责全市职工技术比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实施工作。
市劳动竞赛委员会设竞赛考评办公室，考评办公室设在市劳动保障局，由市劳动保障局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由评委、专家组成。考评办公室负责提出年度技术比赛项目，制定竞赛规则、评分标准，设立评委专家库，对比赛进行监督。
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和竞赛考评办公室应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年度比赛工作计划应提交市劳动竞赛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比赛分类、标准和申办程序
第四条 比赛的分类为：市级A类、行业B类。
A类为全市性、跨行业的比赛；
B类为本行业的比赛，可每年举办一届。
市级A类和行业B类比赛应积极与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相结合，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考务管理规定组织进行。
（一）市级A类、行业B类比赛项目原则上按中级工及以上等级标准进行。有关比赛组织方案、标准必须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凡未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的，不予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
（二）市级A类比赛由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主办，行业B类比赛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主办并报市劳动竞赛委员会批准；
（三）各类社会团体举办技能比赛活动应按隶属关系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审批。对拟举行的竞赛，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应与竞赛考评办公室协商后开展；
（四）比赛主办单位组织开展比赛活动，要严格按照批准竞赛方案组织实施，如对比赛方案进行调整，需重新履行审批手续；
（五）同行业、同职业（工种）的全市性比赛活动，原则上每两年举办一次。
第五条 任何单位、社会团体经申报、批准均可举办比赛活动，但不得以举办比赛为名，谋取赢利。举办各类比赛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举办比赛活动所需的场地、设施、设备以及评定成绩所需的检测仪器等；
（二）有比赛活动的组织、评审机构和较高素质的组织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可靠的经济来源；
（四）有较完善的比赛方案、评分标准、比赛规则和比赛程序；
（五）举办大型系列比赛活动，承办单位要具备较丰富的举办经验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比赛活动的组织和经费安排
第六条 参赛选手资格由主办单位制定，主办单位根据比赛规模可分为初赛、复赛、决赛。
（一）初赛由各个基层企业、技工学校、各级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根据相关竞赛标准自行组织选拔，或由街道组织比赛选拔；
（二）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可根据比赛规模参加我市各区、开发区组织的复赛；
（三）初赛或复赛产生的优胜者参加市级决赛，参加决赛选手在复赛的成绩不带入决赛；
（四）特殊情况下参赛选手可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直接推荐参加上一级比赛。
第七条 比赛活动的组织
（一）各类比赛实行主办单位负责制，必须成立由主办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比赛组织委员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应选派得力人员负责比赛活动的组织筹备工作；
（二）各类比赛均应成立评委会，评委会应由本职业（工种）具备考评员资格的专业人员或在本职业（工种）中具有较高技术权威人员组成，每一比赛职业（工种）评委不应少于3人；
（三）比赛组织方案、比赛组织委员会、评委会人员名单应报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批准。对同时参加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比赛项目，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应报市劳动保障局同意后实施。
第八条 举办比赛活动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各项比赛活动的组织要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第九条 市级A类比赛经费由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承担；行业B类比赛经费由主办单位自筹，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补助，也可采取与企业联合举办（冠名）的方式解决经费问题。市级A类、行业B类比赛不得向参赛选手收取任何参赛费用。
主办单位应做好经费管理工作，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监督和审计。
第十条 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应协调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对重要比赛进行现场直播和转播。在报刊上宣传报道、开辟专栏对竞赛中涌现出来的技术状元、技术能手进行宣传报道。组织形式新颖、内容充实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本职工作，钻研技能，营造尊重技能，重视技术人才的社会氛围。
第十一条 各项比赛组委会应认真做好该项比赛项目总结工作，将主要做法、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之处都认真回顾总结，为今后的比赛工作提供借鉴。总结材料须报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备案。
参赛资格和评分标准
第十二条 参加比赛的对象为本市辖区内各用人单位从事技能操作工种（职业）的从业人员、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等技能劳动者，年龄一般在18至50周岁。
（一）以高级工标准举办的比赛，参赛选手应持有相同工种的中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或达到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从业工种年限要求，凡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或未持有从业年限证明者不能参赛；
（二）举办涉及安全操作的特殊工种项目比赛，参赛选手应持有相应工种的安全操作证。
第十三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要根据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年度比赛工作安排，结合本行业、企业实际，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逐级选拔参赛选手，促进比赛水平的不断提升。
第十四条 比赛成绩如能当场评定的，应由评委会当场宣布比赛成绩。评委应严格按照评分标准科学、客观、公正地评定成绩。引起争议的，应由组委会提交相关工种（职业）技术权威机构重新评定。评委若不能公正评定成绩或营私舞弊的，比赛组委会应予取消评委资格。
奖项设置和表彰
第十五条 个人奖中设等级奖的总量一般不宜超过参赛选手总数的15%，团体奖中设奖的总量一般不宜超过参赛团体总数的20%。
（一）市级A类比赛，成绩优秀获得第一名（状元），由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报请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并由市总工会授予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第二至第六名者，由市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予表彰奖励；
（二）行业B类比赛获奖者，由市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予表彰奖励；
（三）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并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举办的比赛，技能和理论成绩考核合格的参赛人员，由市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相应等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
⒈参加厦门市企业紧缺工种的A类高级工及以上比赛项目，对成绩优秀者，可按参赛总人数的5%，直接申报评定为高级技师；同时，按参赛总人数的10%，直接申报评定为技师。
⒉参加厦门市企业紧缺工种的A类中级工比赛项目，对成绩优秀者，可按参赛总人数的5%，直接申报评定为技师；同时，按参赛总人数的10%，直接申报评定为高级工；
（四）凡经市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并严格按照高级工及以上标准举行比赛的市级A类、行业B类比赛，获得个人各项总分第一名（状元）者，可按规定参加申报每两年一届的“厦门市优秀技术能手”称号评选。
第十六条 每年第一季度，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协会）向竞赛考评办公室申报当年度比赛工种，竞赛考评办公室对竞赛项目进行筛选后提出当年度技术比赛项目，报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并实施。
附 则
第十七条 参加省、国家级比赛的选手资格，一般应从市级比赛的优胜者中选拔，特殊情况下参赛选手可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企业直接推荐。
第十八条 鼓励各区举办与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职业（工种）比赛，经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的比赛项目，可按照初级工等级标准举办。
第十九条 如果国家和省颁布新的管理办法，以上级管理办法为准。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浅析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争议及界定
【摘要】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当前理论界、司法界均存在较大争议，特别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级、各部门或者各司法工作人员观点不尽一致，导致该类案件在处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在《刑法》规定基础上，全国人大和两院为在司法实践中统一认识，也曾分别就此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但实践中争议与分歧依旧非常激烈。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法律对农村基层组织成员主体范围、其所履行的管理职责的性质上规定不明确，甚至存在明显的漏洞。因此，以检察机关处理该类案件的司法实践经验为基础，认真探究其法律适用问题，对于防止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更加清晰，更具有可操作性，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检察机关；基层组织；职务犯罪；法律适用。
“现象是法律常见的一个弊端”。这是因为法律必须使人对行为的后果可以预期，因此，应当保持稳定，稳定即意味着法律在一定时间保持不变，而社会不因为法律的不变而停止发展；从立法技术上看，法律规范往往是概括而抽象的，而社会生活却是常常变动着的，生动而具体的。从局部看，某些立法固然存在着超前的问题，但是，从宏观上观察，法律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后于社会生活现实——“时滞”。根据目前的检察实践，围绕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的争议日益凸显：
一、职务犯罪主体方面存在的争议
既然称之为“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职务犯罪，那么何谓“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具体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具体包括村基层组织的那些人员？明确这些问题，无疑是办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前提。然而，无论是现有的法律还是司法解释，对此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根据现今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村一级组织一般存在村委会和党支部两套机构，对于村委会成员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可构成职务犯罪主体，但对于村党支部书记成员等人员是否属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有人认为，党支部是否基层组织不明确，党支部成员不能构成职务犯罪主体。而更多的人则认为，农村党支部当然属于基层组织，且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故党支部书记的行为应当适用立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法律性质。党支部书记领导村民委员会时，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亦应属于依法从事公务。 而在村委会中，又是否所有成员都可成为职务犯罪主体？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这一问题具体到实践中，则主要是村民委员会分设的村民小组负责人或者下属委员会成员（如治保会的治保员等等）是否属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有的观点认为应将这些人员视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而有的则认为，能够协助人民政府的基层组织，是村级基层组织。村分设的村民小组和下属委员会，只是协助村级组织工作的组织，与村基层组织有区别。而且最高法院曾经有司法解释规定，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侵吞财产的行为，按照职务侵占罪定性。只有具有村民委员会委员身份的人担任村民小组长，才能成为贪污、挪用公款、贿赂罪主体，否则只能构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
（一）何谓公务与集体事务的争议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双重身份。在履行职责时公务与事务集于一身，相互交错，他们依照其职权履行的各种活动哪些属于从事公务，那些属于村集体事务，有时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争议颇大。而造成这种争议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立法的不明确。
虽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应视为“公务”的七种情况，但基层工作素来被喻为“万根线穿过一支针”，所有的管理环节到最后最终都是落实到基层。因此，村基层组织工作在客观上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复杂性。相应的，基层管理行为在性质、种类上也客观存在复杂性。而立法的有限性，决定了仅列举这七种情况，是绝对无法完全涵盖农村工作内容和理清这些工作性质的，因此才有了最后一条的“保底条款”。也正是由于最后一条的保底条款，使本来已经清楚的问题，又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因此，有的观点认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系村民依法选举产生，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行使自治权办理本村自治事务，其范围和对象是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其利用的职权当然属于公共权力的范畴，其工作具有政府行政管理的性质。因此，其行为均应认定为从事公务，没有必要对行为性质作出区分而导致不必要的争议。有的观点则主张，还是应根据法律和《解释》的规定严格认定，凡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解释》所规定的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方可认定为依法从事公务。
（二）定性和管辖权的争议
如前所述，由于村基层组织成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挪用财物职务犯罪行为，在不同情况下，会出现定性不同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对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定性认识的不同，经常出现检察机关认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移送起诉，法院审判时则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作出判决，或者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起诉，被改判贪污、挪用公款，或者同类行为在甲地被判贪污、挪用公款，在乙地却被判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情况。而且这类案件在被人民法院改变定性判决后，检察机关即便提起抗诉，也很难得到上级法院的支持。一方面极易造成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此外，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行为定性的争议，还直接涉及到案件管辖权的问题。由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贪污、挪用公款分属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管辖。因此，这类案件在侦办过程中，由于定性争议，极易引起公检两家互相争夺案源或者互相推诿。特别是在批捕环节，极易造成检察机关两难局面。例如，在实践中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以职务侵占罪移送检察机关批捕案件，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以贪污罪批捕，但却出现两难选择：如果坚持原则以贪污批捕，则必须按照刑诉法规定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继续侦查；而如果要将案件交由公安机关继续侦查，则必须是违背原则，以职务侵占罪批捕。在现今办案机关绩效与办案数量、规模直接挂钩的管理体制下，检察机关无论那种选择，要么是得罪别人，要么是委屈自己。
（三）罪与非罪的争议
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行为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还存在罪与非罪之争。如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实施受贿行为时，检察机关认为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这一主体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但法院认为主体不适合，依照法律，又没有一条法律条文可以适用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受贿行为，只能判无罪。导致检察机关进一步提请抗诉，而中级法院也常常处于无法定夺的尴尬局面。
此外，在查办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过程中，往往出现无法取证的困难。如农村基层组织的帐户大多只有一个，村里的所有收入全部归入同一帐户里，当农村基层组织成员涉嫌经济犯罪时，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对其所非法支配的款项却说不清是属于公务款，还是事务款，是应上缴款，还是村自有积累，办案人员也无法分清哪部份是国有资金，哪部份是集体资金。分不清国有资金或集体资金，就难以认定其犯罪行为的性质。如在调查某村书记马某某涉嫌贪污案时，嫌疑人虽供认其贪污事实，但同时供述自己为该村堑付“计外费”2.2万元，是认定个人资金用于集体开支，涉嫌贪污款额应予抵扣垫付款，还是分别对待？因该村无账务，这种情况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形成了人为制造的法律规避。
二、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的界定
正确理解相关法律和《解释》的规定，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和公务的定义，是认定其职务犯罪的重要依据。在处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和行为的性质，区别不同情况，准确认定。
（一）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概念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