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优先权的适用及其除外

罗亚海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之特征引发“对世”的所有权和“私法公法化” 的股权优先权的博弈，不能纵容所有权的恣意，也不能夸大股权优先权的无限制适用。股权优先权依托公司章程、诚实信用原则、私法公法化等制度和理念而存在。股权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和所受到的限制也必然要依照上述理念的指引而得到正确确认。
【关键词】股权优先权； 股权转让； 私法公法化； 适用除外；

股权优先权和股权的所有权态势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客体，在现实的运作中，表现为两种利益的冲突。虽然现行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两种权利的博弈上做出抉择，但是，“理想的利益在法律的续造中也必须相互联系在一起。” [[1]这是赫克关于利益法学中“利益”的理解，转引自伯恩·魏德士，丁晓春 吴越 译《法理学》[M]，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1]因此股权优先权与股权所有各自效力领域的确定，是股权优先权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问题的提出——股权优先权适用于特定的转让行为
股权优先权制度的设计，主要目的是保证老股东可以通过行使优先权达到对公司的控制。这种控制，有利于实现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质，加强股东的合作性。在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时候，新老股东的良好关系受到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对老股东在公司存续中贡献的承认[[2]宋良刚：《股权转让优先权制度分析》，载《中国工商研究》[J]2005年第5期，第52页。][2]，给予老股东公司控制优先权。
（一）股权优先权的含义
股权优先权是指有限公司的股权发生转让的时候，其他的股东在相同条件下享有比非股东买受主体优先购买该部分股权的权利。我国《公司法》[[3]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以下同。][3]第七十四、七十五和七十六条对股权优先权制度做出规定。股权优先权制度主要包含一下几层内涵：
首先，股权优先权是发生在股权转让之时。股权优先权是在股权转让的特定情形下，才会发生有优先权适用的情形。而且这种转让是发生在股东向非股东转让的情况下才会有股权优先权的适用。对于股东内部的转让，公司法给予自由的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没有任何的限制条件。
其次，股权优先权的适用是有条件的适用。股东优先权并不是股东随意的行使，要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只有经过多数股东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才有优先购买权。同时，公司法也赋予公司章程对股权优先权任意规定的权利，“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再次，股权优先权适用于特定的转移情形。股东优先权并不是发生在任何股东对外转让股份情形下，例如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就排斥了股权优先权的适用，其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4]《公司法》第76条,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4]因此，股权优先权也并不是对所有的行为符合条件的对外转让都可以适用，而是必须面对特定的行为，才会发生适用的效力。
（二）关于股权优先权中“转让”的理解
关于转让的范围，公司法并没有详细的规定，但是法律的漏洞具有“超越法律的法续造”的功能[[5]伯恩·魏德士，丁晓春 吴越 译：《法理学》[M]，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页。][5]，而这种续造应该坚持“目的性”范围的理解，优先权制度下的转让，在范畴上应该是股东向非股东的转让，行为内容上应该包括股东的目的性行为和股东意志以外的原因引起的股东的所有权主体转移，主要有代表性行为主要是以下几种：
1、有偿的转让行为
有偿转让是在具有对待给付的情况下，股权的非股东受让者获得一种取代原股东地位的一种可能。在股权优先权理论涵盖之下，转让仅仅是股东与非股东之间的转让。股东之间的转让，坚持的是转让自由的原则，被限制在股权优先权的范围界定范畴之外。
2、股东的赠与行为
赠与是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股东关于股权的赠与，也只可能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是赠与其他的股东，这种赠与，没有违反股权优先权这个“目的性”规范，不会破坏公司的社团性，对于这种股东间合意的破坏，公司法给予了容忍，在股权优先权的层面上，股东的赠与行为应该作这样的理解：是股东对非股东的赠与。
3、股东对股权的抛弃
股东的抛弃行为也是实现其权能的一种方式，股权的抛弃，是否应该纳入股权优先权的视野，主要的就是要界定这种抛弃所引发的“股权先占”能否与股权优先权“制度目的”的关联。抛弃的后继行为可能引发股东组成的变化，并可能影响公司的稳定，不能排除优先权之适用。
4、法定原因引起的股权的转移
股权转让的法定情形，主要包括继承、离婚等引起的财产主体的客观改变，这种改变并不是以股东的意志为“诱因”，但是改变却也引起股东人数合组成的变化，有限责任公司的稳定性受到挑战，从而引发股权优先权适用的思考。
（三）在“转让行为”涵盖下的优先权诠释
股权是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优先权制度是对所有权理论的挑战和限制，在两种私权利撞击中所有权“让位”优先权，主要是因为股权的优先权是在股东的合意的基础上的一项制度，经过法的优先适用博弈，社会本位取代个人本位，私法出现公法化的特征。但是作为所有权的股权并不能被无标准的限制，股权优先权只能适用于股权转让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为范畴的理解，要以股权优先权制度背后的法学理论为依托。
二、股权优先权制度的法学理念依托
（一）公司章程：优先权的制度契约前提
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6]见《公司法》第11条。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6]关于公司章程性质，英美法系学者侧重于从章程的效果角度，认为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即对公司及其股东有约束力，如同公司的每位成员因合意而成立的一个合同，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契约的特性。更为普遍的观点则认为，公司章程是社团法人的自治规则。因为公司章程一经批准，其效力及于公司及公司所有成员，即公司章程的效力并不局限于参与制定章程的股东或发起人，而且从公司章程的内容和作用来看，由于公司章程的内容涉及到公司的组织原则、业务活动范围、公司内部管理体制等各方面,是公司及其所有成员的基本活动准则,它对公司从设立到解散过程，始终具有全面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观点的分歧，并没有抹煞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内部宪章，它是公司及其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这种合意和规则就意味着股东对有限公司稳定性和对出资资产所有权接受限制的一种允诺。
股权优先权的前提是公司章程的存在，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和存续过程中，股东都要按照自己对所有权受到限制做出允诺，对这种优先购买承担容忍的责任，这也是股权优先权存在的意识基础。对这种承诺的改变只有其他股东的同意或章程的规定，因此股东优先权只有在“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和“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7]见《公司私法》第72条,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7]才被排除适用。
（二）私法公法化：股权优先权是法的本位博弈的结果
私法自治的灵魂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8]《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第412页。][8]“在不知不觉中，契约理论的发展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如果说在19世纪契约的存在和发展的确是事实，而在此之后50年里逐渐奄奄一息并趋于死亡则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参见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9]由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必要，私法日益受到公法的控制，私法的传统概念、制度和原则面临挑战。许多传统、典型的私法关系，已由新的法律关系所调整。私法的价值取向也由个人本位向着社会本位发展。调整方式也由原来的纯私法调整转变成为混合型调整。私法自治原则，在剧烈变化后的现代社会中，正一步步丧失其阵地，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社会利益的衡平。而对于私法的世界观即平等观来说，私法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已越来越成为空中楼阁——不切实际。[[10]涂斌华《私 法 的 死 亡——兼论私法的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私法》，见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974 。][10]私法的整个法律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私法已经死亡”[[11]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11]，在这种理念下，作为私法的《公司法》也就屈从这种发展趋势，出现一种混合调整的制度，以达到对私权“滥用”的限制，两个本位的博弈催生了股权优先权制度。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信奉：股权优先权的理念价值
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作民法的“帝王条款”，是“被吸收到法中的人类生活关系的要素”, 诚实信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和社会之间的最大程度的公平, 任何处于民事活动中的民事主体,都有义务讲究信用,遵守诺言,不把自己的利益的获得建立在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的基础之上，[[12]梁彗星《民法解释学》[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2]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且要平衡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要求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中要充分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公司的“人合”特点就决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和存续过程中对彼此权利和信誉的认可。每个股东都有义务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来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存续而坚守承诺，这种承诺的违背必然会引起大多数股东的排斥。股权优先权将股东坚守的这种承诺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对违背诚实和信用的行为加以限定。
（四）公司社团性[[13]关于公司社团性的认识，可能有的观点会因为一人公司被写进公司法而否认公司的社团性这个特征，但是本文坚持一人公司的潜在社团说，将一人公司看作社团的特殊形态。][13]的维护：优先权制度的工具性价值
传统的公司法认为，有限公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股东共同出资所集合成的社团法人，具有“资合”与“人合”的双重属性，即公司既是资本的联合，也是人的联合。公司既是一种社团法人，其股东至少应为两人，这是公司作为社团法人的本质要求。因此，在西方传统的公司法中，不仅要求公司在设立时发起人必须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而且均明确规定，在公司成立后运营的过程中，因某种原因（如股东死亡、股权转让等）而导致股东仅剩一人时，该公司即应解散。[[14]石少侠：《公司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8—9页。][1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实践的丰富，特别是有关法人理论和制度的不断完善，现代西方公司法承认了“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尔后又允许设立“一人公司”。 以判例形式首先确认实质上一人公司的，是1897年英国衡平法院对萨洛蒙（Salomon）诉萨洛蒙有限公司一案的判决。[[15]［英］R· E·G·林斯等著：《英国公司法》[M]，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3月中文版，第1—2页。][15]后来， 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和法国通过修订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经1980年修订，《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依照本法规定为了任何法律允许的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16]参见《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章第1条的规定。][16]根据法国1985年7月11日第85—697号法律的规定，公司得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一人的意志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由一人或若干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损失而设立。[[17]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832条第2 款规定和《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4条规定。][17]一人公司的出现是否改变公司的社团特征，这是一个在理论界很有分歧的问题。以潜在社团说、股份社团说、和营利财团法人说最为代表，[[18]王保树 崔勤之：《公司法原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6－127页。][18]潜在社员说应该是最符合社会经济和公司历史发展的观点，也是最符合公司制度目的的说法[[19]这是作者自己的观点，社会有尽最大可能保障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发展的义务。公司的发展不仅仅给股东带来利润，更是社会取得重大发展的保障，公司从“康曼达”和“面包团体”发展到今天公司形态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19]。一人公司存在股权分散的可能，也就是社团性一个特例。普遍意义上的制度寻求，以保持公司社员的关系和公司的稳定，股权优先权制度工具性价值得以体现。
三、股权优先权的适用及其限制
股权优先权制度的诞生，主要就是两种理念的催化，一个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合意，再者就是“公共利益”的保留。因此在股权优先权的适用上，也是要以这两个理念为标准，即公司的转让是否是一种破坏合意的行为，这种转让是否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影响到其他股东的权益。
（一）股权优先权的适用
股权优先权的适用，应该是根据股东是否有影响公司存续的故意存在并依据故意是否是造成了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为条件；股东股权转让的故意是破坏股东间合意的行为，并可能引发对公司的损害。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坚持私法公法化理念，股东有主观意志的转让行为，应该成为有权优先权适用的范畴。股东这种性质的行为，归纳起来主要有一下几种：
股东的有偿转让行为
股权的有偿转让是股权变动中最普遍的行为。股权的有偿转让，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这个“同等条件”包括（1）转让的数量；（2）转让的价格；（3）转让的履行期限；（4）付款的方式和地点等。[[20]宋良刚：《股权转让优先权制度分析》《中国工商研究》[J]2005年第5期，第52页。][20]在股东的有偿转让情形下，股东的所有行为当然是股东的意识行为，那么股东的这种行可以看作是对章程的一种合意的一种破坏，也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并可能进而影响到公司的社团性，因此股东有偿转让的行为，应该适用优先权。
股东的赠与行为
股东的赠与行为是股东的有意识的行为，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赠与也必然会引发股权的转移。在赠与转移的情形下，会存在善意转移和恶意两种可能。在善意的情况下，股东的赠与也会对公司章程合意的违背，因此股东转移股权的行为就要受到契约合意的制约，股东的优先权得以行使；在股东的恶意行使的情况下，不仅有违反公司章程的合意之情形，也是对公司对诚实信用原则抛弃，可能会因此而影响到公司的稳定性，必然受到混合调整模式的干涉，更应该保证优先权制度之适用。
股东的抛弃行为
物权人抛弃权利时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侵害他人权利。就像废车就不能抛弃在闹市当中阻碍交通，患禽流感的家禽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妥善处理而不得任意遗弃一样。通过类推作为“民事绝对权利”的股权的抛弃行为同样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利。因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事先在章程中的合意，股东有义务在公司存续期间保持股权的有效。对以抛弃权利的方式恶意行使股权的行为效力如何认定，都适用权利公示和公信原则，遵循权利外观主义。股权抛弃行为一旦生效则将向全社会产生效力，股权立即进入公共领域，所有人都可能会因为“先占”而成为公司股东。不确定的社会公众基于对股权的拥有，会使公司的稳定性受到挑战。尤其在股东出于恶意抛弃股权、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时，法律应当对行为人加以惩罚性的限制，以充分填补由于股东的抛弃行为引起的损失，并遏止此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不法行为。
（二）股权优先权的适用除外
除却股东的故意行为，仍然存在这引发股权转让的情形。没有股东的故意，也就不存在公司章程合意之违背，也不存在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背离。私法的公法化催生了股权优先权制度，也并不是一味的限制股东对股权的转让，这种“公法化”混合调整机制，应该是股东和公司、股东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均衡器”，因此在因为客观原因引起的股权转移，其他的股东也要负担“容忍”的义务，排斥股权优先权的适用。对这些适用除外的行为进行梳理，主要以以下行为为主：
浅析证券回购纠纷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彭琰
全国很多在武汉、天津证券交易中心和STAQ系统设立席位并做了较大数额的证券回购业务的金融企业，近半年来，其工作重点转到了“清偿、追讨证券回购业务到期债务上。”这些债务数额巨大、环节复杂。认真研究这些纠纷中的法律问题，对于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和金融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 巨额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　金融企业在审批、注册程序中严重违法、违规，是造成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规范金融业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加之有关主管机关和中介服务市场对做回购业务的主体资格的审核不严谨，这就使有些企业或个人利用这些空隙，欺诈、挪用巨额资金。

金融业在我国目前是个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其经营风险在法律上和商务上较其它行业也大得多。因而，象发达国家一样，对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资格进行严格审核并从严管理，强化违法追究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有一家金融单位将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许可证上的经营范围和法定代表人非法“变更”，其技术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将复印件涂改后再复印。因为中介服务市场和客户们通常是不会审查原件的，那么，仅仅利用这张伪造好的复印件就奠定了引诱巨资的基础。当债权人找到“债务人”，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和“债务人”才发现真正的债务人已将巨款弄得不知去向了。对于在主体资格方面进行欺诈的行为，对该单位和负有责任的自然人应从严追究责任。

（二）　金融行业承包状况不规范

金融企业的主体资格是经严格审查和按特别法加以批准的。此种审批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经营风险，从而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然而，一旦金融企业采用了不规范的承包经营方式，则对实现上述目的就是一个潜在的危害。

例如，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是没有固定资产的非生产型企业）签订了做“证券回购”业务的承包协议，该非金融企业所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每年向发包的金融企业交一定的利润。至于通过这种业务方式所融来的资金数量多少、用途是什么、偿还情况如何，发包的金融企业概不过问。这些金融企业误认为，承包者欠债多少都与已无关了，承包者自担风险，自己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待债权人追讨到发包者头上，发包者仍认为“事不关已”，将责任全部推卸到承包者头上。显然，这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

二、 对证券回购纠纷中诉讼主体的认定

对于诉讼主体的认定是案件审判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在证券回购纠纷中，对于诉讼主体的认定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金融业特殊性，一方面体现在其行业的垄断性，运作资金规模大和运作资金来源的大众性；另一方面还体现在金融公司派生出很多非独立法人资格的营业部门，有些企业与其下属的营业部门又建立了承发协议中的法律关系。例如，承包人与发包人在其承包协议中明确规定，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皆由承包人自身承担。然而，金融业的承包往往没有抵押金，即使有抵押金，该抵押金与其做的业务资金规模而言，仍属九牛一毛了。因而，这种风险抵押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即使承包人抵押了几百万，但做的业务规模几个亿，多则几十个亿，承包人一旦还不了这些钱，若按照承包协议，这巨大的债务应由承包人承担。所有借钱券给该承包人的企业，是出于对发包人的偿还能力的充分依赖，而且，在交易之前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承包关系往往是没有明示给客户的。这是较典型的交易双方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情形。

因此笔者认为，金融业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对在承包期间承包人所欠的债务的承担，应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三、 在证券回购的法律关系中公司人格应被否认问题

在处理证券回购纠纷过程中，发现一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甚至股份制公司）竟然能非法设立、非法经营，欠下巨额债务又能非法规避。因而，对这些公司人格的认定问题是理顺这些纠纷中的法律关系的重要环节。

公司人格的否认，并非对法人制度本身人，而恰恰是为了维护公司的独立性人格，维护公司必须有能力独立承担其民事责任这一法人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

（一）在证券回购纠纷中，欠俩加强团结的公司往往是在注册资金数额上、专业人员素质上和公司的经济性质上等等都是与法律规定相关甚远的。有家公司，在其工商注册时提交的公司章程中明确写明，全部注册资金由一家公司出资，然而在其法人营业执照上上却写着：经济性质为股份制。象这种在公司设立时就规避法律，在经营中又逃避偿还债务的公司，势必给社会造成危害，因而对这种公司的人格应该完全邓以否认，其所欠债务应由投资方承担。很多人认为，只要取得工商管理部门的法人营业执照，就不能追究其主办单位或投资方的连带责任。笔者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

（二）还有另一种情形，公司登记注册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其资产远远不能偿还其债务，破产清算更是保护不了债权人的利益。这些公司的主管部门或呈报单位往往得到了这些公司负债加强团结的好处，例如使用了这些公司借来的钱，或者得到了利润分成，或者共同投资于一个本不该投的项目，或者合谋欺诈，将借来的钱窃为已有。

这是利用公司形态规避法律的典型例证。作为有足够偿还能力的特定主体，由于受法律规定的制约，无法实施某种行为，达到某种目的，便利用公司这一具有独立性的形态，在其旨意和控制下补入某一行为。其最终结果就是债权人没有权利追究该特定主体的民事责任，其下属的公司仅用九牛一毛的资产向债权人赔偿。这种结果对社会公众和债权人利益的侵害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任其发展，那么，社会的公平、正义及法律的尊严就无法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