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免除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是古代“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对于谋反、大逆之外的罪行，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承认人的自然情感，认为要想维护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情感。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从汉宣帝颁发诏令起“亲亲得相首匿”就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成为长久没有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作为一种特例规定，即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是，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指隐灭证据、藏匿证人罪)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指藏匿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见，“亲亲相隐”，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西方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亲亲相隐”制度内含尊重亲情，关爱人性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值得珍视的。“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因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中国古代伦理刑法与国外容隐制度中关于人性之合理部分的精神和原则，明文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绝出庭作证，从而使刑事法律更加注重人性化与人文关怀，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司法实践中，“亲亲相隐”制度与“大义灭亲”理念所带来的影响可谓截然相反，这就需要司法工作人员更新诉讼理念，尊重传统的回归，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律，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权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配合做好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卫政法发〔２００５〕１７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３月１４日转发了民政部、卫生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就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试点内容和组织领导提出了重要意见。为积极发挥卫生部门的作用，促进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就配合做好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城市医疗救助制度，既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卫生服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切实帮助城市贫困群众解决就医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是减少因病致贫、返贫，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卫生部门在促进这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参与，主动配合，落实责任，做好工作，促进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取得成功。
二、积极配合试点工作，促进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试点意见》的精神和内容，把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试点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明确任务，抓好落实。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要积极配合同级民政、财政部门，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工作基础等因素，选择和确定试点县（市、区），并选择示范点。在试点过程中，要加强对试点地区的调查研究和指导，研究解决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试点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要按《试点意见》的要求，积极支持和参与“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的工作，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研、测算和论证工作，配合制定实施办法或方案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和规范。要配合民政部门，合理确定救助对象，科学制订补助标准。按照“布局合理、数量适宜、满足需求、方便就近”的原则，选择和确定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协助民政部门，参照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甲类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制订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服务标准。加强对承担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机构的监管，引导医疗机构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因病施治，控制和降低医药费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加强对医疗救助工作的政策和管理研究，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成功，使贫困群众切实获得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惠。
三、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保证医疗救助制度的顺利运行
承担向医疗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要设有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救助的管理工作。要建立健全医疗救助服务工作的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和工作流程。要经常收集救助对象的意见并及时改进工作。
承担医疗救助任务的医疗机构要保证有适宜的服务设施（包括门诊及住院）用于提供医疗救助服务，有条件的可单独开设为医疗救助对象服务的门诊和病区（病床），方便医疗救助对象就医住院。对于服务设施的标准可适当加以控制，保证医疗救助经费主要用于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要积极探索适宜的医疗救助服务模式，优化流程，简化环节，方便群众。
承担医疗救助任务的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医疗服务的诊疗规范和操作规程，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因病施治，努力控制和降低医疗成本，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鼓励、支持医疗机构采用多种形式自愿减免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对向医疗救助对象减免医疗费用的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安排财政补助时，卫生行政部门可依据其减免内容协商同级财政部门给予适当倾斜。
承担医疗救助任务的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过程中，要尊重、关爱医疗救助对象。要改进服务态度，加强与医疗救助对象的沟通，为救助对象提供温馨、细心、耐心、爱心的人性化服务，杜绝生、冷、硬、顶、推等现象，诚信为患者服务，使救助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医疗机构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救助资金使用的管理，严格审核医疗救助对象的资格，防止冒名顶替，使资金真正用在贫困群众身上。要按照规定，及时、准确地提供相关的医学证明和其他凭证，方便医疗救助对象向有关部门领取补助。
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在试点过程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机制，形成制度。对于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要认真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使试点工作不断完善。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和做法，请及时总结并报告卫生部。

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