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工作体现人民性/王丹
时间:2024-07-22 16:15:35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82
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工作体现人民性
——弘扬和全面贯彻司法的人民性
王丹
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要求人民法院要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强化，人民对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了更高的期待。人民法院必须顺应民意，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要求人民有机会充分参与司法活动。对于一些重大的司法制度改革，需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征求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把人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高不高兴作为评判司法制度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要求克服司法制度改革中的错误思想。有的人片面强调司法独立和法律效果，推崇西方司法制度，忽视了本身的国情民情以及法律传统，导致个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水土不服，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效果不理想。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要求司法制度的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人民性展开，改革、完善那些不能充分体现人民性的司法制度，使其在符合人民性的轨道上运行。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人民法院队伍素质。仅仅有好的制度还不够，好的制度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落实，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制度的贯彻落实关键在于人。因此，一支高素质的人民法院队伍是保障人民法院工作体现人民性的关键因素。人民法院应当以制度为抓手，把队伍建设工作常抓不懈，通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人民法官为人民”等活动，全面提升人民法院队伍的素质。一是人民法院要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有政治意识和大局观，不至于机械执法；二是人民法院要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律意识，不至于违法办案；三是人民法院要提高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有公正意识，不至于失去中立性；四是人民法院要改进队伍的工作作风，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有为民意识，心中常怀百姓，为民解忧，为民排难，不至于冷、硬、横、推。司法的人民性原则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完备的理论体系，精准把握司法人民性的内涵和要求，毫不动摇地全面贯彻落实司法人民性，对于做好新时期的司法审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司法的人民性契合中国国情，呼应时代需要。当前，人民法院要实现好服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法院自身的科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并大力弘扬司法的人民性。首先，人民性是人民法院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最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我国在国体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体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因此，一切社会制度在本质上都具有人民性；另一方面，我国法律的性质也决定了司法的人民性。我国法律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定的程序将广大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结果，同时，广征民意的法律创制方式也充分体现和有效保障了法律的人民性，司法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将人民意志应用于案件裁判的过程。其次，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是继承和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推进人民司法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显著特征：一是在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强调走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运用于审判工作之中。二是在具体的审判制度上突出灵活多样、简便易行、方便群众、注重调解。当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不能削弱，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不能蜕变，方便群众诉讼的工作方式不能抛弃，这是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淡化司法的人民性，必然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必然使人民司法事业走向歧路和险途。第三，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是践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践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司法的人民性这一关键，就必须大力弘扬司法为民宗旨，切实履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神圣职责，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新要求新期待的必然要求。这些新要求新期待，归根结底就是要增强司法的人民性，实现司法为民。唯有不断在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便民司法上苦下功夫，方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方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情感认同，方能获得应有的司法权威。第五，坚持司法的人民性是解决人民法院工作存在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要解决当前制约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广大干警的群众观念，立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切实从司法层面保障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从而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人民司法的温暖，切实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强调和重申司法的人民性，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新时期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以诉讼形式进入法院，依法判处的案件案结事不了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案件甚至因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反映了法院工作形势、工作任务、工作难点的变化，但从根源上看，反映了法官在思想理念、司法作风和廉洁方面仍存在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从思想根源上正确认识司法权的本质或本源问题，即司法的人民性。
切实落实措施，确保人民监督司法。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否则容易被腐蚀。各项制度制定和执行的好与坏，都必须回到司法实践当中，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评判。司法有了人民的监督，就不会偏离人民性的轨道。因此，保障人民法院工作体现人民性，必须从制度上确保人民监督司法。一是人民法院应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客观、全面倾听人民的呼声，体察民情；二是人民法院应健全信访制度，耐心、细致做好来访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有个满意的结果；三是人民法院应做好审判公开工作，通过庭审公开，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措施，让司法活动透明化。
贯彻司法人民性要理念更新，制度推新，举措创新。，“三个至上”三位一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是建设人民司法制度的理念基础。也只有树立“三个至上”的法治理念，才能为司法人民性的实现奠定坚定的观念基础。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法治进程刚刚开始，“三个至上”的理论精髓还需进一步加强学习。在现代社会实践中，强调的是法治硬件系统的完备即法律制度的建设，而忽视了法治建设的另一方面即法治软件的构建，法治精神、情感的培养，忽视了社会公众主体对法律自觉性的认同和尊重。只有在权利本位思想存在并得以实现的情况下，社会才会发展。要把法治精神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仰、信心和尊重，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沃土。为人民司好法，必须努力做到“用心关注民生、悉心体察民情、耐心倾听民声、精心排解民忧”。要研究建立“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机制，为涉及赡养、抚养的纠纷案件、涉及住房、医疗、教育的纠纷案件、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纠纷案件、涉及劳动争议的纠纷案件、涉及农民工工资和劳动报酬的纠纷案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进一步健全执行机制，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千方百计提高执行兑现率，使打赢官司且有执行条件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使逃避义务的当事人受到应有制裁。要更加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不断改进完善司法救助制度，逐步拓宽救助领域，扩大救助范围，缓解当事人及其亲属的生活困难。要努力畅通涉诉信访渠道，高度关注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问题。执行工作的过程要依靠人民群众参与支持。要注重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调解的重要作用，充分保护被害人权利。对于那些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或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有一定责任、被告人激于义愤等事出有因，或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依法可不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尽全力地做好附带民事调解工作。
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瑰宝和精神财富。为了人民的司法为民新机制，尤其重视基层基础工作、推进司法大众化，力争将主题实践活动抓出声势、抓出特色、抓出实效。上饶法院首创的司法协理网络，赣州法院的便民诉讼网络，大余法院的法官挂点包片制度等，都是新时期法院探索建立的司法为民新机制，其扎根中国乡土社会，充分考虑了基层群众的司法需求，在实践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为及时化解消除涉诉上访隐患、监督办案法官公正规范文明办案，一方面让当事人息诉罢访，一方面杜绝法官违规违纪违法办案，丰城法院把回访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并狠抓制度落实。由审判监督庭与纪检监察室组成联合回访责任单位，把对案件的监督与对人的监督统一起来。使纪检监察工作的触角前移，变被动查处为主动防范，及时纠正遏制消除干警违规违纪违法办案的苗头。对回访工作实行流程管理，回访内容和目标明确，回访行为文明规范。广大法院干警应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达到深入基层化解矛盾、结对帮扶特殊群体、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联系企业排忧解难、全力推进社会和谐的效果，全面展示全省人民法院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
新形势下的人民司法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与日俱增的新要求、新期待，面对司法审判自身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只有进一步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坚持“人民法官为人民”，永葆法院工作的人民性，司法审判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人民法院既要尊重传统，又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赋予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不仅要在工作机制上增强司法的人民性，还要在审判执行各项具体工作中增强司法的人民性，让人民的司法散发出温暖的人性光芒。
判决引发的道德舆论谴责
2011年7月5日，轰动全美的凯西杀女案在经过了近三年的司法程序后，终于画上了句号。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法院的12名陪审团成员在经过11个小时的紧张讨论后，宣布凯西·安东尼（Casey Anthony）一级谋杀和虐待儿童等罪名不成立；但因其向执法官员提供多项虚假信息，判其4年监禁和4000美元罚款；而鉴于她自2008年11月入狱以来表现良好，于判决当月17日释放。
案件宣判后，美国社会道德舆论一片哗然，“正义被击溃”、“魔鬼将会狂舞”等言论纷纷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不少网友纷纷登录脸谱网和微博表达自己对判决的吃惊和不满。有质疑者称，这起案件让手上沾满鲜血的罪犯逃脱，根本就是17年前“辛普森案”的翻版。NBA球星麦蒂也在微博上怒斥：“我想我们需要辛普森帮凯西·安东尼找到杀死孩子的凶手。”甚至宣判当天在法院外聚集了数百人，抗议法庭放走了“蛇蝎心肠的婴儿杀手”。
2008年6月，凯西之女凯莉在佛州失踪，她的母亲凯西没有立即报警，而是她的外婆一个月后向警方报称外孙女失踪。孩子失踪后，凯西因为监护不力和偷盗两次被捕，但均被保释。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凯西的陈述有很多细节与事实不符。警方发现诸多疑点后认为凯西谋杀了自己的女儿，凯西于2008年10月再次被捕入狱，面临一级谋杀指控。
检方提出的主要证据是：一是孩子“失踪”一个月后由外婆向警方报案。之前孩子外婆几次问凯西外孙女的去向，凯西都编各种谎言推诿。检方起诉后，凯西又说孩子是在自家游泳池意外淹死。二是在孩子失踪后这一个月里，这个做母亲的不仅毫无悲伤之情，还去参加聚会，跳舞喝酒，并在胳膊上刺上“美丽人生”的意大利文字。三是在凯西的车里发现人肉腐烂的味道，而不是凯西说的垃圾。四是在凯西的车里查到致人昏迷的三氯甲烷的味道，专家查出凯西的电脑曾搜寻过三氯甲烷。五是在孩子遗骸的嘴上、鼻子上有胶条（封嘴），而在凯西家查出有那种胶条。六是凯西在案发后多次撒谎。
由于整个法庭审理是通过电视直播的，根据检方展示的很多证据，社会道德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凯西不仅是一个满口谎言、行为不检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毒妈。在女儿失踪后，她不仅没有积极寻找其下落，还编造各种谎话欺骗家人和警方。据此，社会道德舆论普遍认为凯西是罪魁祸首，应当严惩。
司法制度对公正的维护
然而，此案的判决结果却与社会道德舆论截然相反。这反映出美国法律制度独立于社会道德舆论的特点，而这种独立性依赖于以下四个制度和原则的保障。
第一，陪审团制度。本案所涉及的是小陪审团，它是由法院选择若干名有选举权的公民来组成陪审团，共同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一般在刑事案件开始前，法院先以随机方式抽取陪审团成员，由于凯西的律师团担心媒体的过度报道导致本地人对凯西存有偏见，迫使法庭选择了一个由外地人组成的陪审团。12名陪审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被隔离在旅馆的，不许他们看报纸、电视，不许上网，更不许和家人谈案情。他们只能根据法庭上的证据来独立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这样就避免了陪审员受到社会道德舆论的干扰，保证了判决的公正。
第二，无罪推定原则。美国司法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即在法官宣布罪名成立之前，所有的人天生地、无须证明地无罪。在本案中，虽然社会舆论一边倒地从道德上已经给凯西定了杀人罪，但是，在法官和陪审团看来，唯一能证明凯西有罪的是杀人证据，否则，应该推定其无罪，是清白的。因此，这个原则既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社会舆论干扰司法的道德定罪，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
第三，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是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根据这个原则，如果发现程序不正义，整个案件就会被撤销。在本案中，作为检方证人的加拿大专家说，凯西电脑显示有84次在谷歌查看三氯甲烷（事实上，美国专家查出只有1次），被告人律师认为这个“证据”违反“程序正义”。当年辛普森被判决无罪的原因之一就是警察违反程序正义，在执法过程中弄虚作假，从而导致审判辛普森的整个法律程序经不起陪审团的质疑直至被否定。
第四，直接证据原则。在刑事案件中，小陪审团必须达成罪名成立的一致判决，就是所有陪审员都裁决法庭上的证据足以证明罪名成立，才可以定罪。否则，罪名不成立。此案件检方提供的仅是一系列事实，根本没有直接相关的人证，也没有DNA鉴定、血迹、手印等直接物证。因此，被告人律师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些“证据”，孩子失踪后被告人的反常举动不能直接证明孩子是她杀的，更不能把这种推理直接当证据。在陪审团看来，控方的证据根本禁不起“合理的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因此，判定被告人无罪。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L. Shapiro，曾任辛普森案被告人团队成员）在《洛杉矶时报》的特稿中写道：“法庭的判决结果并不代表凯西是无辜的，但凯西之所以谋杀罪名不成立，是因为控方除了一个合理的怀疑，没能为他们的控诉提供详实的证据。”
余思
此案是反映美国司法制度与道德舆论关系的典型案例。我们知道，社会舆论往往代表了大众的道德情感和价值判断。但是，一个道德上的坏蛋，并不必然是法律上的罪犯。法律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法律判决依据的是客观证据事实，而不是主观道德判断。纵然法律是维护道德的手段，也不能靠道德情感上的主观想象和推理去定罪。美国法律的“趋善”、“求真”追求，更有它自己独立的运作逻辑、制度和原则，这不仅建基于其宪法制度，更依赖于实实在在的陪审制、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直接证据等具体制度和原则的落实。若违反这些制度和原则，法院判决“宁可错放三千，也不冤枉一个”。在美国，正是陪审制、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直接证据等具体制度和原则保障了判决不受社会道德舆论的干扰。
但是，美国法律对道德的漠视也付出了代价。在本案件中，凯西和她父母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媒体及公众对她充满了道德上的指责和怨恨，而且凯西本人也受到了死亡威胁。与此同时，本案中有的陪审员也在工作、生活中面临亲朋好友、同事、邻居的孤立、指责和人身威胁。总之，在这场诉讼战争中，除了司法制度，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其他都是完败者。因此，我们不禁担忧，在法律的圣坛上将太多的社会目标当做祭品，可能会使得法律本身变得贫乏和空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加大调解力度，促进司法和谐
王丹 王长君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