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票据制度研究
季建全
摘 要：空白票据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的发达而产生的，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而我国关于空白票据的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又与国际惯例相脱离，有必要进一步的完善。本文从空白票据的概念、构成要件、效力以及我国票据立法的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这五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空白票据 构成要件 效力 问题
在票据产生之初,各国票据法都不承认空白票据。因为承认空白票据,是与票据记载的严格性以及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相违背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需要，在实践中，出票人常将其签发的欠缺部分必要记载事项的空白票据交付并授权收票人补记；其次从票据法的性质来讲属于商法的范畴，意思自治仍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如果出票人自愿将票据上的一些事项授权他人行使也不应加以太多的干涉。因此，各国的票据立法及其司法实践，为确保交易安全，促进票据流通，保障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经济和金融事业的发展，逐渐认可了欠缺票据上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的效力，即承认或明确规定了空白票据制度。
一、空白票据的概念
空白票据，又称空白授权票据，英美法称之为未完成票据，日本法称之为“白地手形”，指出票人在签发票据时有意识的对票据的法定必要记载事项不记载完全，而是授权持票人在出票后作补充记载，依照票据的记载事项发生法律效力的票据。[1]空白票据包括预留收款人的空白票据、预留出票日的空白票据、预留票据到期日的空白票据、预留票据金额的空白票据等。
二、空白票据的构成要件
参照各国的票据立法规定，空白票据要发生法律效力，一般需要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一）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
没有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是完全票据，不存在空白票据问题。空白票据之所以称为空白票据,其原因为出票人出票时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未记载完全。要构成空白票据，就必须有绝对应记载事项的欠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不会影响票据的效力，即使没有进行记载或记载不完全，持票人仍可以行使票据权利，未记载的事项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常见的空白票据欠缺事项包括欠缺金额、签发日期或到期日、收款人名称、被背书人名称及被保证人名称等。
（二）具有票据行为人的签章
依据票据法基本原理，只有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人才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空白票据实际上是持票人在取得票据后补填票据绝对应记载事项后,原已在票据上签章的人依填充的事项确定票据义务的一类票据。票据如果没有行为人的签章则不能确定权利义务主体，不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2]所以，空白票据的签发可以欠缺票据法上其它法定必要记载事项，但不能没有出票人的签章。空白票据所指的签章一般是指票据出票人的签章, 但亦不排除承兑人、背书人以及保证人的签章。
（三）空白票据行为人必须授予他人空白票据补充权
所谓补充权，是指补充票据上欠缺的事项使之成为完全票据的权利。票据作为文义证券，要求出票人就票据权利义务内容形成较为完整的意思并经票据记载内容体现出来，如果出票人没有形成完整的意思，就不能产生票据的相应的效力。空白票据的补充记载权本应属于票据行为人，但为便于票据流通和票据权利的行使，票据行为人可以将该补充记载权事先授予后手持票人，只有出票人已形成意思并将其意思表示授权他人在票据上行使时，法律才尊重出票人的意思而承认其效力。如果出票人并未授权而是由于自身的过错使票据的绝对应记载事项欠缺,则构成不完全票据，而非空白票据。[3]
（四）空白票据行为人必须将空白票据交付于持票人
和普通票据一样，空白票据是一种完全的有价证券，行使票据权利以持有票据为前提，所以，空白票据做成后必须经过交付，交付是一个必备要件，没有经过交付，不会产生票据效力。[4]
三、空白票据的法律效力
如何确定空白票据的效力问题,是空白票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国票据法及国际票据公约普遍重视关于空白票据的效力问题。空白票据的效力一般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授权补记完全后的效力
空白票据的补充权依授权行使后,空白票据便成为完全票据，补充后的完全票据具有与自始完全票据同样的法律效力。票据义务人不得以原来没有记载完全为由对抗持票人,也不得以补充的事项不符合原订合同而对抗持票人。除非持票人是与付款人存在直接基础关系的当事人或者是明知存在非法事由而取得票据的当事人付款人才可以行使抗辩权而拒绝支付票据款项。
（二）补记完全前的法律效力
未补充完全的空白票据一般情况下为无效票据。空白票据补充权未行使之前，因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票据义务人无法判断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内容，因而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持票人因此就不得行使未补充的空白票据上的有关权利。但是对出票人而言，空白票据一经交付给持票人,便不得要求返还票据,也不能擅自撤回补充权或变更空白票据的相关内容。[5]
（三）空白票据背书转让的效力
空白票据尽管存在若干必要记载事项欠缺，但该欠缺是基于出票人有意留下，并且受票人还被赋予补充权，因此法律承认空白票据的出票行为有效，只是该票据附了特别条件，只有持票人将全部空白事项填满后，才产生完全票据的效果。既然空白票据出票行为有效，当然可基于同样的理由认定围绕着空白票据开展的其余票据行为包括背书、承兑等同样有效。[6]而且，空白票据经受权人补齐后，持票人即可行使票据权利，至于票据转让发生在补齐前还是补齐后，原则上对此没有影响。空白票据尚未补齐前转让，其空白填充权同时让与受让人，因而空白票据持有人，即填充权人的前手就空白票据转让同时发生两项效力：空白票据转让和空白票据填充权转让，其中前者是后者的载体，这种空白票据权利并不是立即可以收益的现实的权利，而是表现为一种潜在的未来的票据权利。空白票据经补充权人填充完全后，补充权人的后手持票人无法获得填充权了，因为他继受的是补齐后的票据本身，隐藏在该票据背后的权利是一种现实的票据权利，持票人可以直接依该票据向债务人提示付款。从票据实践来看，如果承认空白票据的背书转让效力，可以避免合法持票人因举证困难难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利于平衡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补充权滥用后的效力
滥用补充权是指补充权人未严格依据空白票据出票人授权进行补记填写空白票据的行为。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时，其效力主要有三项：第一，不得对抗善意持票人。对取得票据时无恶意也无重大过失的善意持票人，出票人不能以补充权滥用为由进行抗辩；第二，可以对抗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持票人。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知悉补充权滥用的事实，或应当知悉但因重大过失未能查知从而取得票据的，出票人可以滥用补充权并附加恶意或重大过失为由对其抗辩；第三，可以对抗滥用补充权人。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之后，又成为该空白票据持票人的，出票人可以滥用补充权为由对其抗辩。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之后将空白票据交付他人的，授权人可基于授权而对其追究民事责任。[7]
四、我国目前对空白票据的法律规定及存在问题
《票据法》第86第、第87条第1款规定“支票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受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仅支票制度上存在空白票据,不允许存在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实践中，汇票和本票作为大宗货物买卖的支付手段，其重要性远远胜过于支票。将汇票和本票排除在空白票据之外只是短期做法，承认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是实际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二,在诸种票据行为中,空白票据仅存在于基础票据行为即出票行为阶段,在附属票据行为阶段,不允许存在空白票据,即是说,在我国票据法上,不存在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行为。
第三,可空白的事项仅限于两项:支票金额和支票收款人名称。在实践中，预留出票日和预留到期日在商事交易中被广泛采用，因为将出票日和到期日空白，授权持票人于适当时机补全，使得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增强了。为此世界各国的票据法都没有做限制，如英国的《票据法》规定“汇票不以无出票日而无效。”
第四，空白票据持票人滥用补充权时，有关当事人应如何负担票据责任，以及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我国票据法均无规定。
五、完善我国空自票据制度的几点建议
票据法是一门具有高度国际统一性和极强的技术性的法律，为了使我国的票据法向国际接轨，在转变立法理念的同时，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空白票据制度：
(一)扩大空白票据的种类和使用范围，明确空白票据的效力
我们在立法中可以规定，“对于出票人签发的空白票据，须在补记完全后，才能生效；未经补记完全，持票人不得行使票据权利。”[8]这样规定，第一，扩大了空白票据的种类。空白票据既包括空白支票也包括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第二，扩充了空白票据的适用范围。出票人除必须在票据上签章外，其他各项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则不作明文要求，出票人可以预留空白。第三，明确空白票据的效力。票据未记载完全之前，持票人不得为承兑或付款提示，在承兑或付款遭到拒绝后，也不得行使票据追索权。另外，这样规定，并没有限制持票人或其他人基于空白票据为一些票据行为，从而在立法上承认了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附属票据行为，扩大了空白票据的使用范围，也为立法上对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作出规定，打下了铺垫。
（二)明确规定滥用补记权的票据贵任，重视对善意持票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目前的票据法对此没有任何规定，但国外的票据法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此均作了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规定：“签发记载不完全的汇票，如不按原定合约补全者，不得因未遵守该合约以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以恶意或严重过失取得汇票者除外。”我们在立法中可以规定：持票人应严格按照授权补记空白票据，否则授权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授权人不得以补记内容不符合授权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授权人既包括出票人又包括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等。[9]持票人对滥用补记权的行为自负责任，同时适用对人抗辩切断，把抗辩限制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既发挥了空白票据的作用，又将其负面效应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三）明确规定票据丧失后的法律救济手段。
空白票据属于有效票据，其丧失后，票据上的签名人仍须付票据贵任，如果丧失的空白票据被他人补记完成或者被善意持票人取得而要求付款，失票人的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所以，我国有关法律应规定空白票据和普通的完全票据一样，失票人可以通过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普通诉讼这三种救济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过空白票据毕竟和普通的完全票据不同，其丧失后的救济问题和普通票据丧失后的救济问题又有所不同，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以保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技术标准研制资助计划操作规程》的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技术标准研制资助计划操作规程》的通知
（2006年7月25日）
深府办〔2006〕135号
《深圳市技术标准研制资助计划操作规程》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技术标准研制资助计划操作规程
第一章 资助对象与方式
第一条 为加强对科技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府〔2004〕205号）以及《关于印发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府〔2004〕195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申请技术标准研制资助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我市依法设立的法人单位；
（二）研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我市高新技术产业相关；
（三）从事技术标准研制并作为该技术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
（四）该技术标准已公开发布。
第三条 对技术标准的研制给予资助，实行总额控制、自愿申报、政府决策、社会公示的原则。
第四条 对技术标准研制的资助采取报销制，即研制单位可凭发布该技术标准的正式文件以及其他资料，向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报销；经审核给予资助的，资助款一次性无偿拨付。
第二章 资助额度和范围
第五条 对于不同类型的技术标准研制申请，分别实行不同的资助额度：
（一）国际标准：资助最高为50万元；
（二）国家标准：资助最高为30万元；
（三）行业标准：资助最高为15万元。
第六条 同一家企业在同一年度内享受的技术标准研制的资助额与市科技研发资金其他无偿资助的总和不超过其研发投入总额，一般最高为100万元，自主创新型行业龙头企业最高为600万元。市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申请和审批程序
第七条 申请资助的研制单位须从http://shenbao.szsti.net下载并安装申报系统，通过系统填写《深圳市科技计划技术标准研制资助申请书》，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研制费用支出明细清单；
（二）研制单位的代码证，单位的税务登记证；
（三）研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
（四）申请国家、行业标准研制资助的单位应提供相应标准化主管部门或委托管理机构同意立项的文件；申请国际标准研制资助的单位应提交标准发布机构的会员或成员证明及由标准发布机构提供的参与相关标准制定的有效证明材料。
发布的技术标准文本或方案被国际三大标准组织，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采纳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时应当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合格的，应当发给受理回执。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应当向申请单位作出说明，告知申请材料的补充事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该单位。该单位在5个工作日内可以重新提交申请材料。
第九条 形式审查合格的，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考察组，对单位实际情况进行现场考察。现场考察的工作人员应为2名或以上。现场考察人员作为责任人，考察后应当出具统一格式的书面考察报告并签名。
第十条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市财政主管部门联合遴选社会中介机构或在市财政主管部门的中介机构资料库中随机抽取社会中介机构，由其对企业申请经费的实际支出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报送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和市财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现场考察情况和本年度全市科技研发资金安排计划，确定本年度享受资助的单位名单以及核定资助额，经市财政主管部门复核后，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10天。
第十二条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有异议的，可以向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与财政主管部门下达项目资金计划。
第十三条 享受资助的单位凭相关拨款凭证到市财政主管部门申请拨付资金。市财政主管部门按下达的项目资金计划将资助款拨入单位的帐户。企业收到资助款后，贷记“专项应付款”科目，借记有关科目。借记“专项应付款”的，直接冲减当年研发费用。
第十四条 申请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给予资助：
（一）在享受我市各级政府财政资助中有严重违约行为的；
（二）因涉嫌违法行为正在被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调查或者被行政处罚后未满两年的；
（三）正在进行有可能由该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的知识产权诉讼或者仲裁的。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经费的行为，由市财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规定的权限由市财政、审计、监察部门进行处理、处分或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有本条第一款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3年内不受理其资助申请，并将其及相关责任人列入不诚信名单。
受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在项目和经费的评审、评估和审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或与资助资金申请单位串通作弊等行为并出具相关报告的，取消其项目和经费的评审、评估和审计资格，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罚。社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审计报告，造成专项资金损失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专项资金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规程有关规定，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管理和监督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市财政和监察部门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和深圳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规定的权限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交通肇事不应成为侵害伤者生命的“许可证”
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 方向律师
[摘要]：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负有抢救伤者的法定义务，车辆驾驶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延误抢救时机而致伤者死亡的，该不作为行为独立于其先行肇事行为，无论其是否对交通肇事行为负有责任，均成立不作为犯罪，应单独予以刑法评价。
[关键词]：交通肇事，法定作为义务，不作为犯罪
Abstract: A driver who put another person’s life at peril as a result of a traffic accident has the duty imposed by the law of rendering timely assistance to prevent the injured from dying. Breach of that duty by non-performance or undue performance resulting in the deprivation of the victim’s life commits a negative crime independent from his or her former act causing the traffic accident, subject to penalty of that cri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or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at traffic accident.
Key words: traffic accident, legal duty to act, negative crime.
车祸猛于虎，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不计其数。前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几近50%的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罪责而逃逸，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刑法因此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加重其刑的规定。但是，要促使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及时有效地救助伤者，发挥刑法保护功能，仅仅处罚其“逃逸”行为远远不够，因为真正侵害法益的是其不救助行为，而非其逃逸行为。车辆驾驶人如果没有逃逸也不进行抢救致使伤者丧失抢救机会而死亡的，其应否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车辆驾驶人先前没有违章行为，难道只能对其加以道德谴责而以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为由不能予以刑法非难？准确把握交通肇事后车辆驾驶人的救助义务、不作为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严重危害后果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侵害的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①刑法首先关注的是其所保护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交通肇事致使受害人受伤但未造成其当场死亡的，单就受害人的人身权益而言，当时侵害的是伤者的健康，虽然危及伤者的生命，但在其死亡前，不能认定该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生命。当伤者未得到有效抢救而死亡时，其生命实际被剥夺。可见，这一过程受到侵害的先后是受害人的健康、生命两种法益。
二、加害的行为
“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危害行为是定罪科刑的客观基础。表面上看，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只实施了一行为，并无对受害者的其他加害行为。但是，刑法上的行为是指基于行为人的意思决定的身体的动静而引起外界的变化，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刑法上的作为，是指不当为而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禁止性规范而积极实施法律禁止不得为的行为。”“刑法上的不作为，是指当为而不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命令规范，消极地不为法律所要求或期待的行为。”②不作为必须以特定行为的法定义务为前提，义务的来源主要有法律规定、职务业务行为、先行行为等。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源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如果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给法律保护的法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就产生了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即有责任保证这一危险不会转变为损害法益的现实。行为人交通肇事致受害者伤害而使其处于生命危险，因而有抢救伤者以防止其死亡的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可见，肇事车辆驾驶人除实施了违反法律禁止规定而加害他人健康的积极作为行为外，还实施了违反法律的命令而未对伤者进行抢救的不作为行为。
三、死亡的原因力
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从自然主义存在论的角度看，肇事行为是受害人死亡的起因，与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而行为人的不抢救的不作为行为与死亡没有因果，行为人的法定作为义务不能创设死亡的原因力。但是，必须将不作为转归到刑法的价值判断上来把握。不作为是不实施法律所期待的一定行为，这种期待的行为可以防止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就不会产生危害结果。因此，从不防止结果的发生的角度上看，不抢救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之间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③从因果关系中断的相关理论来看，由于行为人的肇事行为即死亡的起因与受害人死亡之间存在着行为人的不抢救的不作为这一违法行为，肇事行为只是可能造成受害人的死亡，受害人如得到及时抢救可以死里逃生，则由于行为人的这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的介入，使肇事行为与死亡因果关系中断，而使不抢救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成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④
当然，如果肇事行为使受害人的死亡不可避免，由于肇事行为对受害人的死亡起决定性作用，按传统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只成立肇事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角度看，不作为必须具有实施特定作为的能力和条件，即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由于受害人的伤势致命，行为人客观上不能挽回受害人的生命，因而不作为与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尽管不能就受害人的死亡追究行为人的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是说行为人的行为不当罚。行为人有能力抢救而故意不救助，破坏了国家法的秩序，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若按行为无价值理论进行评价，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该处罚体现了刑法对行为人的不作为的否定与谴责，促使人们积极履行法定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加重，从而保护受害人的生命。
四、行为人的罪过形态
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其肇事所造成的损害主观上只能是过失，故意的不以该罪论处。行为人肇事后对其不抢救的不作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则比较复杂。行为人既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如错误地认为受害人已经死亡或不可能救活而不施救或放弃救助；也可能性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如认为受害人伤势不重不救助也不会死亡；也可能是间接故意，如认识到不及时救助受害人可能死亡，却听之任之，放任受害人的死亡的发生；也可能是直接故意，如认识到不及时救助受害人必然会死亡，但由于死亡赔偿金往往少于对严重伤残的赔偿金，出于承担较少赔偿责任等动机，希望受害人死亡。由此可见，行为人对不救助致人死亡的罪过心态未必是其交通肇事的过失心态，不能用交通肇事的过失来认识行为人不作为的罪过形态。
从上述分析可知，交通肇事致人伤害后，车辆驾驶人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独立于其先行肇事行为，因此致人死亡的，应予以单独刑法评价。有论者认为，“行为人没有履行作为义务而导致的结果是行为人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范围中的结果，不能再将此犯罪结果纳入另一犯罪构成要件中进行评价，否则就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理，有背于刑法的公正价值。”⑤事实上，法律明确规定了车辆驾驶人在交通肇事后必须对伤者进行救助的义务，使先行行为所引起的救助义务无可争辩地成为法定作为义务，不作为因而成为刑法责难的对象。从行为方式上看，不抢救是违反了命令规范的消极不作为，其可责性在于不实施法律所期待的救助伤者的义务；交通肇事是违反了禁止规范的积极作为，其可责性在于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侵害了他人生命、健康、财产。从危害结果上来看，尽管受害人的死亡的起因是肇事行为，但行为人负有防止死亡结果发生的法定义务，因此，其延误抢救时机致人死亡的，死亡是该不作为的危害结果。从侵害的客体上看，不救助侵害的是特定人（交通事故的受伤者）的生命权；而交通肇事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或财产的公共安全。从罪过形态上看，车辆驾驶人不救助，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未必是其肇事行为的过失心态。因此，不能用交通肇事罪对车辆驾驶人不救助伤者致死的行为概而论之。
具体而言，如果行为人肇事行为造成伤者的死亡不可避免、无救治可能的，则将死亡作为肇事作为的结果进行刑法评价，构成交通肇事的，行为人的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不作为行为不单独成立犯罪。如果伤者有救活的可能，行为人有能力和条件救助而不进行适当救助的，将受害人的伤害作为肇事行为的结果进行评价；因为受害人的死亡是行为人的不作为的结果，因此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态进行评价，即故意的成立故意杀人罪；过失的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先前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则数罪并罚。
根据肇事行为致伤程度（死亡是否不可避免），确定死亡的刑法上的原因力（是肇事行为还是不抢救的不作为行为），区分行为人的不作为的主观罪过形态，准确定罪科刑，才能罚当其罪。无视交通肇事后车辆驾驶人的救助作为义务，将死亡一概视为交通肇事的结果，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则完全取决于交通肇事责任认定，从而使对交通肇事不负或负有次要责任的行为人取得漠视伤者生命的许可证，不救助致人死亡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即使交通事故完全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也不过是过失责任，往往不能评价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这样显然不利于发挥刑法的保护功能，也根本做不到罪刑相当。这种制度性的缺陷对于交通事故的伤者往往是“致命”的！只有对车辆驾驶人肇事后的不作为的行为及其严重的危害结果予以单独评价，无论行为人先前行为是否违章，均以犯罪论处，才能有效地遏制不救助伤者的危害行为，督促法定作为义务人关爱同类，珍视生命，从而保护生命这一重大法益。
①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②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③ 参见[日]日高义博著：《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王树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④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⑤ 李晓龙、李立众：《试论交通肇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载《法学》1999年第8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