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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革 南开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死刑/死刑政策/“法务部长”签核权/释宪
内容提要: 伴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和唯一死刑的废除，以及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更加严格审慎，我国台湾地区的逐步废除死刑政策渐趋明朗，司法实践中死刑的判处与执行数量逐年下降，几乎接近事实上废除死刑的目标。但被害人家属要求执行死刑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针锋相对，为各自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最高当局除在死刑废除派与赞成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目前则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从2006年至2009年，台湾连续四年没有执行死刑。此局面如能平稳维持十年，按照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标准，台湾将成为一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地区。但2010年春节后台湾《时报周刊》一篇关于死刑存废老议题的深度报道，却引发台湾政治风暴，导致拒签44名死囚执行令的“法务部长”王清峰去职。[1]面对要求执行死刑的汹涌民意，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于4月28日签下台湾五年来的首份死刑令，两天后，4名死刑犯在高度保密情况下被枪决。这种“突袭式”执行死刑的做法引起各界争议。 [2]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对于台湾地区的死刑热议，大陆刑事法学界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本文试图对我国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以及当前围绕死刑的法律争议进行分析，以期对大陆死刑制度的变革有所裨益。
　　一、台湾死刑制度的演变
　　（一）死刑罪名的演变
　　台湾的“刑法”由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构成，大多是在大陆统治时期制定的。其早期的“刑法”异常严苛，譬如制定于1929年的特别刑法“陆海空军刑法”，处罚极重，单是唯一死刑罪名就多达44个。常有懵懂无知的年轻义务兵因不懂法律，轻易触犯重罪被判处死刑。“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因两岸对峙情势，台湾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经过“立法院”正常程序制定的“刑法”被搁置不用，却以“戡乱”为由，对犯罪适用“惩治盗匪条例”，造成一般人民犯罪也依“惩治盗匪条例”判处重刑，许多社会精英被杀害。 [3]
　　上世纪后半期，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对于各项社会制度相对地要求有所改革，加之大量学者从国外留学返台，欧美人道主义被引入法律制度，“刑法”的修改顺应世界潮流， [4]刑罚开始向轻缓化演变。这些发展变化贯彻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死罪的修改限定。新千年以来，这一变化趋势愈加明显。“惩治盗匪条例”被废除，腐败犯罪和未满十八岁人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犯罪的死刑配置被先后取消。最为重大的变革则是唯一死刑的废除。所谓唯一死刑，即不分情节轻重均判处死刑，法官几无裁量权空间，如有误判，则无法挽回。 [5]新千年之初，台湾仍有绝对死刑，譬如：犯强奸罪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犯海盗罪而致人于死者；犯海盗罪而又放火、强奸、掳人勒索或故意杀人；掳人勒索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等。 [6]经过几年大刀阔斧修订，至2006年12月2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特别刑法“妨害国币惩治条例”及“陆海空军刑法”之唯一死刑罪，完成以相对死刑取代绝对死刑之立法工作，台湾从此没有唯一死刑之犯罪。
　　目前，台湾相对死刑尚有49项，罪名如下：
　　1．普通刑法部分
　　（1）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有：第101条之首谋暴动内乱罪；第103条之通谋开战端罪；第104条之通谋丧失领域罪；第105条之直接抗敌民国罪；第107条之加重助敌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61条之公务员强迫他人栽种或贩运罂粟种子罪；第272条之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第332条第1项之强盗结合罪；第334条第1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8条第1项之掳人勒赎罪。
　　（2）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333条第3项前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34条第2项之海盗结合罪；第347条第2项前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第348条第2项之掳人勒赎结合罪。
　　（3）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20条之公务员委弃守地罪；第185之一条第2项后段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185之二条第3项之危害损毁交通工具罪；第226之一条之妨害性自主而杀人之结合犯罪；第271条之普通杀人罪；第328条之普通强盗罪；第332条第2项之强盗结合犯罪；第333条第3项后段之加重海盗罪；第347条第2项后段之加重掳人勒赎罪。
　　（4）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第185之一条之劫持交通工具罪；第333条第1、2项之海盗罪、准备海盗罪。
　　2．特别刑法部分
　　（1）陆海空军刑法之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意图利敌罪；投敌罪；违反职役职责罪；违反部属职责罪；劫持军用舰艇、航空器罪；制造贩卖军用武器罪。
　　（2）妨害国币惩治条例之伪造、变造币券使用罪。
　　（3）妨害兵役惩治条例之结伙持械阻挠兵役罪；公然聚众持械反抗兵役推行罪。
　　（4）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强暴胁迫使人施用毒品罪；公务员假借职务犯上述两罪者。
　　（5）惩治走私条例之走私加重罪。
　　（6）残害人群治罪条例之加重残害人群罪。
　　（7）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之加重强暴性交易罪。
　　（8）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之非法制造贩卖枪炮罪；制造枪炮意图犯罪罪。
　　（9）民用航空法之强暴胁迫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危害飞航安全罪；加重制造非合格航空器罪。
　　上述犯罪，除可处死刑外，还可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十二年、或有期徒刑十年、或有期徒刑七年不等。
　　废除唯一死刑，改为相对死刑，使台湾“刑法”更符合现代刑法思潮，并兼顾人权保障，对于进一步推动全面废除死刑，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7]最为重要的是，唯一死刑的废除，使法官在量刑时有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刑罚，对于司法实践中死刑判决数量的下降，起着重要作用。
　　（二）死刑程序的演变
　　台湾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时于1928年制定的，后经数十次修改，逐步从职权主义转向改良式当事人主义。
　　1967年时，台湾修正“刑事诉讼法”即有意采纳当事人主义，但并不彻底，“实系披当事人外衣之职权主义，即仅具当事人主义之外形，而欠缺其内在之实际。” [8]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缺乏足够保障。在侦查中，警察重自白而轻“物证”。由于刑事司法体系不愿花钱培养法医人才，台湾极度缺乏此类人才，在死刑案件中，子弹专家、指纹专家、法医化学家、法医病理专家及法医血液鉴定专家等法医及科学证据极少呈堂。 [9]加之证据力规范不够严格，刑求逼供之事时有所闻，法院在审理重大刑案时，又常受政策及舆论影响，甚至为杀鸡儆猴而速审速决。 [10]法官也偏好自白证据，一些法官私下表示，“即使被告声称遭到警方刑求，法官却不仔细调查自白是否出于自愿，且不要求检方负起自白出于自愿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案件中，法官拒绝传唤可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或被告遭刑求的证人。” [11]尤其“军事审判法”，更是黑箱作业，制造了一些冤杀案件。 [12]有学者批评台湾的死刑法律程序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标准，其死刑制度至少有五大问题：警察办案能力不足、过分重视自白、唯一死刑、缺乏辩护资源、秘密执行死刑。 [13]并得出结论：作为死刑案件来讲，“很遗憾地，台湾的制度、程序并不及格。” [14]
　　2003年，台湾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此次修改，特别强调当事人主义，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传闻证据被禁止，被告人讯问制度被弱化，职权调查证据制度退化，被告人的缄默权得到承认，对证人的询问改采当事人主导的交互诘问制度，当事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特别保护。尤其“交互诘问制度，则系基于公平裁判之理念，赋予被告对证人之,质问权,，仍是基本人权保障之一环。” [15]随着“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等内容的增加，犯罪嫌疑人主张曾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大幅度减少了。 [16]案件的质量有了质的提高。
　　司法实践中，本着“明案速判、疑案慎断”原则，对于进入审判程序且被告不争执的非重罪案件，运用协商制度，使其快速终结，而使法官有足够时间及精神致力于重大繁杂案件的审理。“ [17]自此，台湾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虽然与其他案件并没有多少区别，但与过去相比，却更为谨慎。”根据近几年死刑案件观察，自其案发后移送地检署侦办，至三审确定入监执行，其所经过时间平均约33个月，为一般案件8、9个月之3、4倍，显示对于该类案件侦审执行过程之审慎，以求毋枉毋纵。” [18]有学者甚至认为，“惟依目前司法程序之慎重，侦查严明，审判周详，尤其对于死刑案件，终审法院每每不厌求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始欲判处死刑。且死刑之执行非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之核准不得为之，是以判决确定后仍留有改正之余地。既须经审核，则应改正者当改正之，断无法官错误于前审核者复错误于后之可能。” [19]
　　与其他案件最大的区别是，死刑案件经过三审定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的规定，”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1条的规定，”死刑应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于令到三日内执行之。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再加审核。“死刑执行需经”法务部“令准之立法目的，”系在于对生命权之尊重，使此一经执行即无回复或救济之极刑，得经由最严谨、慎重之机制施行“， [20] “期在对被告为更周密之保护。” [21]
　　但是，“法务部长”批准死刑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有学者质疑的那样，“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批准程序的规定过于简略，难道批准死刑执行与否仅系于法务部长的,一念之间,乎？” [22]实践中也确曾存在过一些草率快速的死刑批准案件。 [23]最终，由于“监察院”的调查，民间团体的催生，“法务部”订定了“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宣示订定本要点的目的是为了“妥慎审核死刑案件之执行，以保障人权”。第二，规定“最高法院检察署”于收受“最高法院”发送之死刑案件时，应确认检察官、被告及其辩护人已收受判决书，并审核确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及“赦免法”、“刑事诉讼法”第465条之事由。第三，“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之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第二点之情形以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第四，重申“刑事诉讼法”第461条规定之精神，即“法务部”令准死刑案件之执行后，应即函送“最高法院检察署”转送相关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指派执行检察官于三日内依法执行死刑。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法务部”再加审核。如“法务部”重审后仍认无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执行检察官应即依法执行死刑。 [24]
　　在过去，“法务部长”对死刑案件的签核只是例行公事，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是，在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确立后，加之几任“法务部长”均持有废死理想，这一环节就成为阻止死刑执行的主要利器。“法务部长”利用签核权力，一再以审核有无再审理由和非常上诉理由为由，暂停死刑执行。2005年1月，鉴于不少死刑犯陆续提出释宪，“法务部”又将释宪列入暂停执行死刑的事由。 [25] 到2010年年初，全台湾因拖延而未予执行的死囚就多达44名。4月30日被“法务部长”批准执行的4名死囚，只是44名死囚中因释宪声请不合法而被大法官会议驳回者，而其他提出释宪声请的40名死囚何时执行，“法务部”表示“将视大法官后续审理情况，再妥适依法处理。” [26]
二、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及司法实践中死刑的演变
　　（一）台湾死刑政策的演变
　　1949年5月19日，鉴于在大陆统治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为保住台湾，宣布对台湾实行“戒严令”，一为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为镇压岛内一切反对势力，台湾社会自此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三十多年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两岸关系出现缓和，台湾经济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变革迹象，最终于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所谓欧美人道主义观念与人权保障观念的引入，台湾刑罚向轻缓化发展，台湾的死刑政策也向限制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方向演进。
　　1990年，台湾“法务部副部长”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打算废除死刑，“只是要等到社会条件和民意赞成这样一个动议。” [27]2000年，随着台湾政党轮替，“政府”有意废除死刑。2001年5月，在民进党执政满一年时，时任“法务部长”陈定南曾“豪气地”公开宣誓，要在三年内完成废死。但到他下台都没能废除死刑，在他担任部长期间还批准了三十余名死刑犯的执行令。 [28]
　　废除死刑政策难以推行，与支持死刑民意高企不下密切相关。鉴于此，台湾“政府”暂时放弃死刑“急废”立场，改为“缓废”，即暂不求从立法上废除死刑，而是在实践中尽量少判死刑，少执行、乃至不执行死刑。2008年5月，国民党在失去政权8年后重新执政，在死刑问题上萧规曹随，继续民进党“缓废”死刑的路子。台湾停止执行死刑的2006年至2009年四年间，就横跨民进党与国民党执政任期。2010年3月10日，“法务部长”王清峰不仅表明了自己不会执行死刑的立场，而且还在任内成立“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积极推动死刑的逐步废除。
　　随着王清峰的下台，台湾的死刑政策出现微调，且渐渐明朗。2010年4月15日，新任“法务部长”曾勇夫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台湾“死刑政策现状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他表示，“关于死刑议题，包含,死刑执行,及,死刑政策,两个层面。由于,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属于不同层面的议题，法务部现采取,分开处理,的立场。,依法行政,为法务部不变的基本立场，经三审判决定谳的死刑案件，法务部定有,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规定死刑案件遇有声请再审、提起非常上诉、声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其程序仍在进行中者，法务部于收受最高法院检察署陈报死刑案件时，亦应注意审核有无前述事由，作为核准死刑执行之依据。若无前述事由及刑事诉讼法第465条所规定停止执行事由，法务部将依法妥适处理。”曾勇夫强调，“死刑的废除有赖社会法治观念的发展及多数民众的共识与支持。台湾现今多数民意仍反对废除死刑，因此台湾现仍不宜废除死刑。法务部将延续逐步废除死刑之既定政策方向，希望以逐步减少使用死刑的方式，配合死刑替代方案之提出及相关配套措施之规划与落实，凝聚民意废除死刑之共识，达成废除死刑的终极目标，而法务部对于死刑之废除并无时间表。目前应优先推动减少死刑使用、强化被害人保护为近程努力目标。” [29]
　　曾勇夫的报告代表了台湾官方的死刑政策立场，即在“死刑定谳者是否执行”与“死刑刑罚是否废除”两个层面之间，暂时搁置后者的推行，而尽量减少对于死刑定谳者的执行，在配套措施推行见效后，实现实践中不执行死刑的第一步目标，夯实废除死刑的基础，再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最终实现从法律上废除死刑的第二步目标。
　　（二）台湾死刑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
　　随着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的确立，在司法实践中，台湾的死刑判处与死刑执行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由于唯一死刑陆续被废除，法官在判决刑罚时有了选择刑种的余地，台湾司法实务上不任意宣判死刑或不执行死刑的气氛得以营造，刑罚的暴虐之气得以减少。 [30]以下是台湾近十四年来各罪执行死刑的人数分布。表中的数目均不包括经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对于大陆研究者来讲，台湾早年军事审判处决的人数难以取得。最近台湾军方透露，已有多年没有军人被判处死刑，最近十多年来仅在1999年和2001年分别枪决两人与一人，目前军事监狱内没有死刑犯待执行。按照现行法律，目前台湾军事审判一、二审为军法审判，第三审则在“最高法院”进行，依据“军事审判法”规定，以及“审核执行死刑案件注意要点”，军人的死刑执行令由“国防部长”签署发布。 [31]
　　表一：台湾近十四年来执行死刑人数统计表 [32]

　　摘要：当前，在很多民事案件中，由于代理律师的缺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实现，诉讼效率亦因此而较为低下，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建立显得颇为迫切。现实需要、现实原因、西方国家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经验及其建立此制度的意义等方面都论证了其建立和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此外，推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阻碍性因素是可以克服的。构建我国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必须充分重视具体内容的设计,使其真正发挥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权利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作用，其具体内容包括实行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范围、诉讼费用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等等。

　　关键词：强制律师代理制度；阻碍性因素；代理费用；法律援助


　　一、对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思考的缘由

　　2009年4月7号，笔者和几位同学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在旁听过程中，发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没有律师代理，对审判长提出的问题，茫然不知所措，对于回避和诉讼权利等法言法语浑然不知，审判长不得不进行释明，进行通俗化解释和说明。然而，尽管如此，原告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法官对原告不懂的问题，不得不一次次解释，而原告不懂法律，也不能作出正确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影响了诉讼效率，同时影响了诉讼公正。由于各种原因，原告没有律师代理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也是一种民事诉讼，因此有必要对民事诉讼中，推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进行思考和论述，以期真正实现诉讼的目的。

　　二、建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现实的需要

　　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开始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要求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而由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有些甚至是文盲加法盲，对诉讼程序的参与从心无力。

　　当事人参与诉讼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机制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强制律师代理制度而当事人又属于弱势群体,当事人仅仅被动地出席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参加。“只是在当事者自身对诉讼的展开前景有确切的了解,能够把握在什么阶段采取什么行动就会带来什么样结果这一前提下自觉地进入程序过程,程序的保障才能变成有名有实的原则。” 否则,当事人参与原则形同虚设。显而易见,不论任何民事案件完全由当事人决定是否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则有时会显失妥当。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立法上有必要规定某些案件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即强制律师代理。

　　然而，若无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权利变成当事人实际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以此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弱势群体或重大法律问题时,没有律师代理诉讼,当事人很难进行充分的权利主张和防御,极可能造成诉讼结果不利于胜诉有望的一方当事人,此时当事人的利益难免受损。

　　律师诉讼代理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是当事人的需要的必然产物。在欠缺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的情况下,诉讼过程和结果不仅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不利,而且极易产生诉讼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等不良后果。

　　在诉讼的实际运作中，成本与效益是诉讼法无法回避的规则。虽然优化诉讼成本和效益取决于方方面面,但应该说，强制律师代理诉讼有利于实现诉讼成本和效益的综合优化。 因为若无律师代理诉讼,当事人诉讼行为的“不恰当的选择不仅可能增加自己的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益,而且还对他方以及国家或社会的诉讼成本和效益产生消极影响。” 具体而言,“在由当事人本人进行的诉讼中,裁判官不得不教给当事者各种各样的知识以免发生仅因当事者不懂法律或程序技术而造成不当后果的情况。这当然给裁判所增加了负担,但即使裁判所承受了这种负担,当事者本人是否能就自己的问题有效地进行主张和举证仍存在问题”。 因此,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对于避免程序进行时的无谓消耗及充实审理等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同时还能大幅提高司法制度的运行效率。” 这是日本学者针对其本国民事诉讼实际而言的,而我国民事诉讼运作的现实也是如此。

　　不可否认,律师费用亦属诉讼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委托律师诉讼的代价较为低廉,完全不堪律师费用重负,而放弃诉讼的情况较为少见，即使委实无力委托律师诉讼,也可通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获得律师救济。由此可见，在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尚付阙如的情况下,不仅某些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更重要的是不利于诉讼成本与效益的合理优化。为此,在某些民事案件或某些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立法上有必要突破藩篱,建立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

　　（二）西方国家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可供借鉴

　　西方法制较健全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均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如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州法院必须由初级法院或州法院所许可的律师，在所有上级审法院必须由受诉法院所许可的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代行诉讼。”《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1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仅允许由一名经法律授予资格的自然人或法人代理诉讼。”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能进行裁判上行为的代理人以外，非律师不能作诉讼代理人。”可见，这些国家在立法中都对此制度作了规定，且有成功的经验，我们有必要也完全可以考虑予以借鉴。

　　（三）重要意义

　　建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重要意义：有利于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强制律师代理是民事诉讼的本质要求，诉讼的对抗性和案件的复杂性，决定了当事人需要法律专家辅助，才能更好的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毋庸置疑，诉讼程序的规则是非常复杂的，一般的当事人并不能从容应对，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有时也会产生捉襟见肘之尴尬。而且对于审判权运行时存在的问题,当事人缺乏予以评价的能力,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进行诉讼,不仅避免当事人因不知法而导致的诉讼失误,而且还能运用自己参加诉讼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监督审判权的运作，指出错误并及时的改正，因此律师在进行代理活动的过程中,客观上便承载了维护诉讼公正性的使命。 强制律师代理可以促使诉讼更加高效。有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案件在理性、有序、简练的状态下得到顺利的解决，这往往意味着诉讼的高效。

　　（四）推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阻碍性因素之克服

　　有人认为在中国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尚十分困难,存在很多阻碍性因素，这些因素表现为我国不具备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加上我国律师的法学素养参差不齐,执业能力强弱不一都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要求。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中国律师人数从1979年的212人发展到2006年的11万多人。据2006年最新统计：全国现有律师事务所11691家，其中合伙所8024个，合作所1746个、国资所1742个，现有律师人数11.8万人，律师的人数能够满足当前人们诉讼对律师的需求。其次，律师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律师制度改革从1993开始到1998年脱钩改制完成,实现了律师管理方式的改变,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进入到“两不四自”的行业自治管理,脱摆了呆板的行政管理方式,按照市场竞争的方式优胜劣汰,重新组合,给律师行业注入了活力。 再次，随着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的发展，从业律师的素质也大幅度提高。我国的从业律师都是参加全国统一的资格考试，并依法取得执业资格的专业法律服务者，业务素质自不必受到质疑。而且根据《律师法》及相关规定，对在执业过程中有违法或过错行为而致委托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我国律师都是我国律师协会的成员，受到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纪律的约束，所以其代理活动相对规范和严谨，能够很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这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从宏观环境来看，我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公开、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形成；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权利观念都有很大程度的加强，舆论媒体的法制宣传方兴未艾，人们已经逐步改变了起初的对司法的不信任态度转而愿意考虑通过诉讼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愿意聘请专业人士代理自己的诉讼活动。这一切都为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提供了法制空间。

　　最后，有学者认为，法律强制某些民事诉讼案件或在某些法院进行诉讼行为的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规定,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限制了当事人行使和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法律强制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其进行诉讼,忽视了当事人理论；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否定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等等。 然而笔者以为上述看法有失偏颇，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上述问题，但是那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的当事人不知晓法律，就不可能很好的理解处分权，当然也就无法很好的行使和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亦无法发挥其诉讼主体地位，而强制律师代理恰恰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拒之于千里之外。

　　三、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具体内容设计

　　构建我国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必须充分重视具体内容的设计,使其真正发挥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权利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作用。笔者认为,该制度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实行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范围。

　　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范围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双方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这主要因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是较为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涉及的诉讼材料较多,法律关系较为复杂,需要有律师协助当事人完成诉讼;将当事人范围限于法人或其他组织则主要因为一般而言,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经济实力大于个人。2、涉外民商案件及海事案件。此类案件一般涉及经济利益较大,法律关系更为复杂,专业性要求更高,更需要律师参与协助诉讼。3、上诉案件。由于上诉案件不仅含有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要点,也含有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的理由,加之二审法院为终审法院,终审结论最终确认当事人权益争执,因此上诉案件对当事人而言利益关系更为密切,强制律师代理将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4、再审案件。再审案件是指对已发生法律效力但有错误的裁判再次进行审理,以期纠正原有错误的一种救济制度。作为一种非常救济途径的再审程序,不但是对当事人权利的进一步救济,而且是对法官行使权利的控制与制约,因而为了纠正裁判错误、实现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以及减少再审程序的滥用,律师的参与是有必要的。5、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审级最高的法院,其作出的裁判是终局的,而且最具权威性。为了体现其案件审理的规范性、权威性以及在公民心目中“最高”、“神圣”的形象,强制律师代理诉讼是很有必要的。